李维汉，又名罗迈，湖南省上沙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着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1937年1月至3月，李维汉曾受党中央委派，赴关中特区指导并加强特委工作，他虽在关中特区仅仅工作了两个多月时间，但对于加强处于国内政治形势重大转折时期关中特委的领导，正确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的方针政策，顺利的开展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关中特区的巩固发展和基本转型奠定了基础。

1937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大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央陕甘省委，李维汉为书记，张邦英、习仲勋等十三人补充为陕甘省委委员，以加强对关中特委的领导。组织发动西安四周农村的群众，把他们武装起来，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推进。为此，1月3日中央特别电示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关中特区划归陕甘省委管辖。陕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还原、西峰、正宁、环县发展，与关中地区发生关系。”同日，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博古：“中央决定组织陕甘省（委），以罗迈为书记（他明日动身），并决定经陕甘省到关中，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请从关中动员一百个以上的革命学生，给他们分配群众工作。渭北各县群众运动的开展，对配合西安方面有极大的意义。但决不应减弱陕甘省委对关中及渭北各县工作的注意。”

李维汉带着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嘱托奔赴关中特区。1937年1月4日，李维汉等人从保安（今志丹县）出发。到延安后，郭洪涛建议李维汉暂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间道去关中特委，在那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非常熟悉。由于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的影响，国共双方相互戒备，互不侵犯，加之张邦英一路护送，顺利到达了关中特委驻地桃渠河，见到了关中特委书记习仲勋。

初到关中特区，李维汉上午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及关中特区干部特别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他还专程到正宁、宁县，与两个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了解工作中具体情况。

1937年1月中旬，李维汉接到任弼时（前敌总政治部主任）通知，约他去前方接洽。与时任关中特委宣传部长张策在淳化县城见到了任弼时，谈话得知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局面还是不稳定。他们一起商定了向南发展计划。李维汉、张策当天即返回关中特委，同特委进一步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几天后才动身去省委，出门走不到一里路，就接到了通讯员送来中央给他的电报，说两党谈判有进展，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李维汉返回特委与习仲勋交谈了情况，让习仲勋按新的形势部署工作。

为了防止突发事变，在习仲勋的协助下，李维汉与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治部一起商定了应付时局变化、将苏区向南发展的计划。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主张，切实解决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当时许多干部群众对释放蒋介石的做法特别不理解，说：蒋介石十年内战杀了我们多少党员，欠下人民多少血债，既然把这个人民公敌抓住了，为什么不杀还要放？昨天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政权、发动武装一夜之间就成了友区、友军？针对干部群众这些思想反映，李维汉利用各种场合耐心细致地做解释工作。他说：抓蒋是民族大计，放蒋也是为了抗日大局嘛！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放蒋介石，抗日问题咋解决？统一战线怎么形成？如果不实现国共合作，不联合各种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武装，民族解放的大业单靠一个政党是难以完成的。李维汉入情入理的话语，如春风化雨，笼罩在关中特区军民心头的迷雾逐渐消散。

在关中期间，李维汉先后多次参与了习仲勋主持召开的关于关中特委以及周围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汇报、交流会，在他的具体指导下，特委对关中地区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关中环境在西安事变后起了根本变化，以前的游击战争环境结束了，而变为国内的和平局面。关中地区党的工作的总方针应当是：扩大统一战线工作，为和平而斗争；把刚从游击战中跳出来的苏区变成巩固抗日根据地。特委还认为，关中党组织在新的环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在新的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审查与改变。

1937年3月中旬，随着陕甘省委的撤销，李维汉离开了关中特委。他虽在关中特委工作了仅仅两个月时间，但他以严谨求实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指导了关中特委工作，他身体力行，言行身教，给关中特区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仲勋对这位年长自己17岁、身材魁梧、面额宽阔的忠厚长者，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在短暂的密切相处中彼此产生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一天，李维汉见到了习仲勋的女儿和平，目光顿时为之一亮，人间一种最本能、最纯洁、最伟大的父爱在他的心头涌动。这时他想起了与和平同龄的儿子，及众多孩子还生活在随军转移的艰苦环境之中。随之他又考虑到他们的父辈们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不得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做出妥当的安排。他关切而诚恳地对习仲勋说：“要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抚养。现在我们还处于战争中，随时可能要打仗，要转移，为了他们的未来，暂时还是离开父母好”。习仲勋接受了李维汉的意见，便把女儿送到耀县杨家河，托付关中特委秘书杨再泉的兄嫂抚养。

在关中特委工作的两个月中，李维汉对关中特委尤其是对年轻特委书记习仲勋的影响极深。他在离开关中一个月后就写了题为《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出版的第三十期《党的工作》杂志上。文中对习仲勋及其主持的关中特委工作给予较高评价，称誉“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得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关中从志丹同志等那时起，是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许多同志如刘景范同志、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高岗同志等都参加过。前年冬季到去年春季，正式建立苏维埃及分配土地，但计划未完成，‘围剿’又开始了。在关中主力部队调走后，关中党在那里是坚持了胜利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扩大了，游击队和群众是表示了无限的英勇。在去年‘围剿’中，关中在游击战争中是模范的。”

1938年7月，中央决定在关中分区所辖新正县看花宫开办陕北公学分校，李维汉再次来到关中地区，担任陕北公学分校校长，与习仲勋一道致力于边区教育事业发展，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革命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此后数十年中，李维汉和习仲勋的革命友谊历久弥深。1984年夏，已88岁高龄的李维汉病重住院，习仲勋多次去医院探望看望老友。他很想和李维汉长谈，但为了不影响李维汉的健康，使他静心养病，不得不早点儿默默离开病房。8月11日，李维汉不幸逝世，习仲勋万分悲痛。一个多月后的9月22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一文，他深情地写道：“敬爱的李维汉同志与我们永别已有一个多月了。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想起他时，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现在全国各民族正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到来这光辉节日，越临近时，越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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