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共旬邑组织成立前的奠基历程

中共旬邑组织，和中共其他地方党组织一样，其创立都有着相近的背景，都经历了一个必经的奠基礼。中共旬邑组织的成立奠基历程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节    列强欺凌对三水社会形态的激变

中国近代西方列强的欺凌和满清王朝的无能，为三水县爆发革命活动提供了现实土壤。

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开始侵吞蚕食中国，使清朝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极大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加之，清朝腐败无能，赔款割地、丧权辱国于列国、疯狂镇压、残酷压榨于国人，催生出义和团、太平天国等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为革命党人来三水县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现实环境；此外，地方官绅如狼似虎吞噬百姓财物，使群众对清廷统治积愤已久，“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的歌谣于是在社会广为流传，认为清廷行将就木，气数已尽，清廷统治在舆论上已日益走向瓦解。

当时，三水县地处陕西边陲，与甘肃接壤，北部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反动势力不易到达，特别是北部山区梢林茂密，人烟稀少，更便于革命党人集结和活动。1910年（清宣统二年）4月，同盟会陕西分会（1908年成立于西安）在泾阳柏惠民（柏筱余，时西乡柏家村人）家花园水榭亭，召开了陕西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柏氏花园会议，又称“水榭亭会议”。会议议定了陕西同盟会在全陕西发动起义的重要事项，历时20余日。为资助西安同盟会运动新军和渭北同盟会联系刀客建立武装组织，会后陕西同盟会会员柏惠民赞助现金5000元、罗少鸿（今礼泉人）出麦200石，着邹炳炎（邹子良，时甘肃宁州人，今宁县人）、王守身等到同盟会人来往北山住留聚会之地—马栏山（今属旬邑）开矿冶铁，铸造手榴弹 ，并借此招纳来陕革命党人，使马栏成为陕西革命党人活动地区之一。

1911年7月，陕西哥老会通统山堂首领张云山派卫某由西安来三水开山堂、建码头（哥老会机构名称）、发展哥老会会员，首先在张洪镇发展了张宝藏（北胡同村人）、辛经等20余名会员，以罗天兴（罗金山，土桥镇北沟人）为首领，建立起三水哥老会组织 。当时，罗天兴管三水、淳化、永寿三县哥老会组织，通过平时带一个剧团到处唱戏来联络各方反清力量 。

众多迹象表明，此时清王朝在三水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风雨飘摇。

第二节 辛亥革命对三水社会变革的推动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中国同盟会，依靠湖北新军力量，在武昌成功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武昌起义适逢农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胜利消息迅速传向全国，各地义军群起响应，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统治随之走向终结。

1911年10月22日（农历1911年9月1日），秦湘两省革命者率先响应武昌起义，同日发起反清武装起义。陕西同盟会联合陕西哥老会和西安新军，在西安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攻下了清军巢穴满城。同日，起义队伍宣告秦陇复汉军军政府成立，由张凤翙（hui，河南人）任大统领。秦陇复汉军军政府以大统领张凤翙名义，23日发布安民布告，24日发布讨清檄文，号召各州、县响应革命，并派遣各学堂学生回到各地宣传革命、组织民团、光复地方。西安胜利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各州县纷纷响应 。

1911年11月2日，三水县革命者发起响应武昌起义和西安起义的武装反清起义。三水县哥老会首领罗天兴率哥老会成员和革命党200余人，到淳化县通神沟编为徐字营、解字营（时亦称新军）。同日起义军攻破三水县城，于凤凰山一看护庄稼小土窑内 ，捕获了闻讯外逃的龙县官，将其押回县城文庙后，宣布三水反正。不日，龙县官成功逃脱，哥老会派皇甫积明捉拿失败，罗天兴遂率徐字营驻土桥镇镇头村，操兵练武，以防不测。龙县官逃入甘肃，请求甘军挥师三水，以求东山再起。逃至平凉的升允（清前陕甘总督），因电告时任陕甘总督长庚愿共同镇压革命，经长庚电奏清廷得以重新起用，署理陕西巡抚兼督军务，辖东南两路军19营1标，并亲率东路军即甘军总统马安良部16营1标反攻陕西民军 。时南路军固原提督张行志部3营，配合东路军从侧面牵制陕西民军。接闻龙县官报告，甘军管带马麟（回族）、王甲山（汉族）被指派率部，过长武、经张洪来攻打三水。甘军行至张洪，捕杀了哥老会员张宝藏、辛经、张几娃等人 ，于中街村杀害了魏洛村第五儒修父子，继而攻向县城。甘军攻破三水县城后，将县城农民李青、哥老会成员申家干、城关窑上陈升3人枭首示众 ，杀害了王梧魁等人，并大肆烧杀劫掠，继之向土桥进发。甘军兵至土桥后分作两路，步兵直扑镇头，骑兵过底宜庄、绕小宁直抄镇头徐字营后路。时徐自营以土枪、长矛为武器，相对于甘军持毛瑟枪、装铅弹、挎马刀而言处于劣势。因武器过于悬殊，镇头城外堵截甘军的徐字营很快被击溃。甘军进而攻入镇头城，王甲山力阻马麟血洗镇头，与马麟议定以蘸灰水（碱水）黄表能否点燃相赌，若蘸水黄表燃而飞升则下令取消屠城。幸而蘸水黄表燃而飞升，王甲山最终从马麟手中救下了镇头村半数的百姓性命。三日后，马麟以俘虏哥老会员戚犯乱为向导 ，率部进击淳化县通神沟徐字营营盘。因地形生疏，哥老会防备有力，甘军进攻失利，管带马麟之子被击毙，于是甘军退守土桥 。

1912年1月7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在西征乾州中闻知三水县城被甘军占领，遂亲率陈殿卿、李长兰、标统胡景翼等部计10营新军约2000余人，兵分两路收复三水 。同月11日，张凤翙所率两路新军到达土桥，一路经淳化行至土桥，一路经耀县过七里川来到土桥，通神沟新败挫伤元气的甘军闻讯退到三水县城和张洪镇 。两路新军在土桥汇合后，张凤翙命陈殿卿率一路新军出土桥镇经排厦村过马家河进击张洪，令命胡景翼率一路新军出土桥直击县城。驻县城甘军闻风退至张洪，胡景翼部遂率军出县城兵发张洪 。

当月14日，胡景翼率军进攻张洪镇，陈殿卿则率部抄敌后路。驻张洪甘军自知势弱难敌，仅在张洪城中留下几名伙夫，而采取诱敌深入之计和迷惑新军的战术，将甘军五色旗插在临近张洪镇的五里马道，将甘军主力设伏于五色旗两旁，诱使胡景翼部直扑五色旗而中计入伏落败。胡景翼率众奋力突出重围，且战且退，退至上魏洛村时，以该村城堡作屏障据险力守，射杀追来的甘军，使甘军不得近城。同期陈殿卿率部迂回至张洪东城下（今庆丰村），驻张洪城伙夫闻知新军兵临城下，一面向陈殿卿部射击，一面在城中点燃麦秸堆，向五里马道设伏甘军报讯求援。庆丰村城高势险，易守难攻。陈殿卿部正欲攻城时，设伏甘军分兵驰援赶到，两军遂在庆丰村苇子壕展开激战，陈殿卿部交战失利被迫退至官道咀和坳子咀村。与此同时，追至上魏洛村的甘军主力，展开围城并辅之以城外散居住户墙体挖洞，射杀了胡景翼部神枪手，继而发起攻击，一度攻上了上魏洛村西城门楼并于此插上了五色旗。胡景翼临危不乱，率部顽强反击，激战一昼夜，多次打退甘军进攻，使甘军终因久攻不克而撤回张洪城中 。

同月15日，驻张洪甘军集合兵力合击官道咀和坳子咀村陈殿卿部新军，因中埋伏招致大败而退回甘肃。至此，三水战事结束，秦陇复汉军张凤翙部于是收复了整个三水县，清廷的三水统治彻底终结。在收复三水战斗中，新军2名管带、100多名士兵阵亡，三水哥老会成员张宝藏、第五儒修及数百名无辜群众惨死在甘军刀枪之下，他们为推翻清帝统治，光复三水付出了血的代价 。16日，张凤翙率部返回礼泉。

秦陇复汉军收复三水县这一历史事件，属于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尽管它未能彻底改变三水人民的悲苦命运，但它使清王朝在三水的几千年腐朽封建统治，在三水河畔、宝塔脚下宣告灭亡，给三水人民带来了民主共和的崭新环境，唤醒了群众的思想觉悟，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对三水后来的深刻变革起到了巨大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旬邑革命斗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第三节  军阀独裁迫使旬邑人民另寻出路

张凤翙收复三水不久，随着袁世凯成功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辛亥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1914年（民国3年）1月，北洋政府撤销了清朝府、州设置，三水县改属陕中道，因“三水县”与广东三水县重名，复改为旬邑县 。

1914年春，李白朗（河南宝丰县人）以“中原复汉军大都督”名号，在河南擎旗反袁。袁世凯为排除异己、布置心腹、巩固嫡系政权，以撤换陕西都督张凤翙，遂密令袁系安徽倪嗣冲部、湖北王占元部、河南张振芳部以夹击替代围剿驱赶白朗军入陕，以借平乱而师出有名。3月中旬，李白朗率军被驱自商南入陕，袁世凯电令张凤翙为首的陕西当局“应即督饬各营相机进剿，务期扑灭净尽”。接着白朗军4月7日黎明攻克乾县县城，4月10日攻克礼泉县城，在陕西陆军陈树藩（字伯生）旅追剿下，又相继攻克永寿、邠县县城。在麟游县崔木镇，陈树藩探知袁世凯嫡系陆建章亲率两旅（贾德耀旅、冯玉祥旅）西出洛阳，识破其借会剿白朗军行夺军权之实，遂保存实力虚以佯追，直至白朗军转战进入甘肃。鉴此，袁世凯以张凤翙“剿办”白朗不力，免去张凤翙陕西都督职务改任扬威将军调京使用，派陆建章为威武将军任陕西督军，委派吕调元接替陕西军巡按史 ，实现了其既定图谋。陆建章任陕西督军后，遣散改编了陈树藩旅外的全部陕军，将革命党人排挤出各级政权机构，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从此，陕西成为北洋军阀反动政权直接控制区，重新陷入黑暗统治之下。旬邑县也随之沦为人称“陆屠夫”的陆建章治下地方军阀独裁统治区 。

陆建章及其继任者陈树藩、阎相文等治下的旬邑地方军阀，实行专制统治，摧残进步力量，大肆滥杀无辜。在政治上，专横跋扈、结党营私，颁行《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等北京政府法令 ，无限压制人民民主自由；在经济上，大开烟禁，强迫农民广种鸦片，并私加税款，侵吞军饷，强取豪夺、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在军事上，穷兵黩武、纵匪殃民，致使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地方官吏、地主、恶绅、土豪相互勾结，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层层盘剥人民群众。加之天灾不断，水涝旱灾相继为害，旬邑人民饥寒交迫，又备受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天灾人祸的残酷现实，迫使生活在茫茫黑夜、水深火热的旬邑人民再也不能忍受军阀官僚地主的残酷压榨和蹂躏了。一些血气方刚、壮志满怀的旬邑有识之士和热血青年纷纷警醒，痛感时局危难，要改变现状、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就必须自救、必须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旬邑青年学生许才升（时旬邑县城盐店巷人）、宁克齐（旬邑原底人）、蒲玉阶（蒲允升，旬邑县城人）、王日省（王省三，时旬邑底庙产场人）等徒步300多华里，纷纷赴省会西安求学，探寻救国救民之道。

旬邑青年在外出求学过程中，有幸接触了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创办和翻译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晨报》等进步刊物，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列主义，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思想逐步趋向革命，并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之中。

第四节  五四运动对旬邑革命要素的集结

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出卖中国主权，北京工商学界联合上街示威游行，向北洋政府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当时，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大中学校求学的陕西籍、咸阳籍学生，大都积极参加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州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杨明轩、郝梦九等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打章宗祥的斗争，魏野畴等人则参加了示威游行 。

众多旅京陕西进步青年，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中，接受着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引导，在参与爱国运动中不断觉悟和进步，并逐步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党员，这为国民大革命在陕西的爆发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时为马克思主义在旬邑广泛传播及中共组织在旬邑产生和发展做了重要奠基。

随着魏野畴等旅京陕西籍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学成回陕在西安从事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也由其带入陕西并逐步传播开来。1922年10月，旅京陕西学生刘天章、李子洲倡导成立了政治性社团——共进社，其宗旨是“提倡文化，改造社会”，还创办了机关刊物《共进》杂志，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教育青年学生，指导教育界进步人士从事新文化、新思想的革命斗争，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在三原求学的张金印（张慕陶，今太村镇张家村人）就是共进社的成员。同时，旬邑籍有志青年许才升、宁克齐、王日省、蒲玉阶等人分别在西安新民中学、成德中学、单级师范、中山学院求学，受到了中共党员教师魏野畴、雷晋笙、吕佑乾（吕永坤，时河北枣强县前王乡常村人）等人的思想教育和行为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正确的革命方向和坚定的革命信仰，积极参加当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性质的学生运动，并于1925年1月先后在西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 。

至此，旬邑革命的前期要素已完成酝酿集结，一个新的历史局面即将出现。

第二章  中共旬邑组织的创建

第一节  中共旬邑组织的建立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四五月间，魏野畴领导西安各校学生召开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开展驱逐军阀吴新田运动。秋末，许才升自西安成德中学回到旬邑，在清水塬（今旬邑县清塬镇）吕家村任教，程永盛、姚志贤是其学生。之后，许才升因与民国政府旬邑县教育局长发生争执，遂罢教去了西安 。此时，适逢魏野畴、刘含初、王授金等正在筹备组建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以此合法名义领导陕西各地的革命斗争，宣传马列主义并发展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旬邑籍中共党员许才升等直接参与魏野畴等领导的学生运动，接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为随后建立中共旬邑地方党的组织作了实战准备。

1925年9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安存真和吴化之来到西安，会同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共产党员建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西安特别支部。1925年9月下旬，团中央派吴化之（吴华梓）以全国学联代表的身份到陕西整顿团组织。12月初，吴化之在整顿三原团组织的基础上，把团员中年满18周岁的优秀分子转为中共党员，并在省立第三职业学校后花园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三原特别支部，这也是咸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 。随之，旬邑地区在中共西安地委的直接指导下也建立起党的活动组织。

中共旬邑宝塔高级小学小组的建立

1926年春，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西安地委”）派共产党员王佛宗（王佛忠，陕西富平人）来到旬邑宝塔高级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进步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王佛宗进入宝塔高级小学后，竖起“非基”旗帜，向学生进行反对基督教的教育，组织高小学生与基督教传教士在旬邑县城东门外骡马大会上进行诘难辩论，使基督教传教士布教行动严重受挫而无法继续开展，王佛宗借此从中发现和培养进步学生。4月，王佛宗秘密发展宝塔高级小学进步教师王子健（王秉乾，今旬邑县郑家镇王家村人）和进步学生马富贞（今旬邑县城关镇人）、赵廷保（今旬邑县底庙镇山家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宝塔高级小学小组，由王佛宗担任组长，中共宝塔高级小学小组直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1926年夏，王佛宗以蒲贡的名义 ，联络进步青年王廷碧（今旬邑县太村镇杨家村人）、樊奉贤（今旬邑县底庙镇咀头村人）等人，举办暑期教师学习会，一面学习英语、数学，一面宣传革命思想。1926年秋季开学后，底庙籍宝塔高小学生周廷贞，向王佛宗汇报，说底庙群众要“交农”。 王佛宗表示大力支持，并向关系十分要好的富平同乡驻军杨连长通气，请他在群众“交农”时不要干涉。不料杨连长向国民党旬邑县政府告了密，致使学生周廷贞被捕入狱。为营救周廷贞，王佛宗亲自找杨连长施救，但遭其拒绝，王佛宗遂义愤填膺，一病而亡，过早的为革命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随着旬邑党的活动领导人王佛宗的过早离世，处于星火之势的旬邑党组织活动也遭受到了沉痛打击。

中共旬邑特别支部的建立

1926年，直系军阀刘镇华在吴佩孚、阎锡山支持下，率镇嵩军对省城西安形成围攻之势，志在必得。西安党组织协调各方力量，组建驱刘统一战线，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城斗争。

8月，在西安反围城斗争进入困难时期，中共西安地委指示旬邑籍中共党员许才升、宁可齐、王日省，以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特派员身份回旬邑，以筹建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之名，宣传革命和发展党员。许才升和西安党组织委派的徐经林（徐铭勋，西安三桥人），持魏野畴写给时旬邑驻军头目黄彦英的亲函，冒着生命危险，出钱买路，突出被刘镇华围困的西安城 ，于8月14日先期突围回到旬邑，接着王日省也于8月20日回到了旬邑 ，不久到底庙镇担任了初小教师。回旬邑后，许才升、宁可齐、王廷碧充分利用旬邑地方上的一切旧关系，疏通渠道，借用筹建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的名义，以教书为掩护，大力宣传革命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共旬邑宝塔高级小学小组一起，先后发展了崔维峻（崔金兴，今旬邑城关镇东关村人）、程永盛（今旬邑清塬郝村人）、崔廷儒（崔景岳，今旬邑城关镇东关村人）、樊奉贤、马玉竹等9名进步学生加入了党、团组织。

1926年9月，许才升等在中共宝塔高级小学小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旬邑特别支部（简称中共旬邑特支）和中共宝塔高级小学支部，由许才升担任特别支部书记兼党支部书记、程永盛任组织委员、王子健任宣传委员。成立之初，中共旬邑特支隶属中共西安地委直接领导。至此，中共旬邑党组织建立起来。接着，又成立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筹备委员会。

1926年秋至1927年夏，许才升等中共旬邑党员，以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名义，向旬邑广大群众大力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宣讲民主革命与北伐的重大意义，揭露北洋军阀的罪行，号召人民拥护和支持北伐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卖国的北洋军阀，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暴政等；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中共党员许才升任干事长、王日省任宣传部长、王子健任执行委员、王廷碧任秘书，进步教师潘仰之任组织部长，并借此发展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建立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国民党旬邑县党部建立后，许才升等以此为据点，联络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深入各乡村做宣传工作。杨克廉（时城关镇甘峪村人）、樊奉贤、张锡儒（时旬邑张洪人）等人深入张洪、太峪、职田、土桥一带宣传，并分别建立起国民党区分部。许才升则亲自率领程永盛、程国柱深入清塬等地宣传，发展革命力量，为旬邑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

第二节 共青团旬邑支部的建立

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西各级党团组织的创建轨迹，都是先建团组织，后建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陕西最早组织，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创建于1924年6月。同月，中共党员武止戈受共青团中央委派，通过魏野畴介绍，在西安省立一中、三中、第二职业学校、私立成德中学等校暑假留校学生和社会青年中发展团员，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支部（简称“团西安第一支部”），受共青团中央直接领导。张金印、宁克齐是最早加入团西安第一支部的旬邑籍青年 ，他们成为日后建立旬邑党团群组织的中坚力量。张金印此后，还先后担任了共青团西安地委委员，共青团陕甘区委宣传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团省委书记。

共青团旬邑组织是和中共旬邑特支同步创建的。1926年9月，许才升等人在成立中共旬邑特支时，发展了一批青年团员，成立起共产主义青年团宝塔高级小学团支部（简称“共青团宝塔高小支部”），由崔维峻担任团支部书记。成立之初，有团员10余名，机关设在宝塔高小。隶属共青团西安地委和中共旬邑特支双重领导，1927年2月后隶属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和中共旬邑特支双重领导。

第三节 旬邑群众团体的建立

在中共旬邑特支的组织和推动下，各种群众团体纷纷建立，并在中共旬邑特支领导下蓬勃发展。

旬邑县农民协会的建立

为了大力开展农民运动，根据陕西省农民协会的指示精神，中共旬邑特支决定帮助旬邑人民组建属于旬邑农民自己的协会。1926年秋，在旬邑县城老爷庙（关帝庙）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旬邑县农民协会，推举许才升为旬邑县农民协会主席。县农协机关设在宝塔高小，直属陕西省农民协会领导。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争取民主自由，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官府摊派粮、款、丁、夫都要经过农民协会的同意，否则，不能摊派和征收”。在县农民协会的领导下，旬邑县境内相继建立起东、西、南、北、中、北后6个区农民协会。东区农民协会，即职田农民协会，农协主席张寅昌；西区农民协会，即张洪农民协会，农协主席第五伯昌；南区农民协会，即土桥农民协会，农协主席焦思洲；北区农民协会，即太峪农民协会，农协主席王英武；中区农民协会，即清塬农民协会，农协主席程志英；北后区农民协会，即底庙农民协会，农协主席樊奉贤 。

在旬邑县农民协会的领导与指导下，全县农协会员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各区农民协会先后建立起自己的自卫团、自卫队，共有400余人。区农协自卫团队普遍组织本区农民，以大刀、长矛为武器，打击土豪劣绅，保护农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县区农民协会邀请中共党员担任教员，通过开办夜校，教育武装农协会员思想，提高革命斗争觉悟。为指导农民运动，由王廷碧等人创办了《民众周报》。《民众周报》用毛笔缮写在对开的粉连纸上，共有四版。内容除了报道国际国内大事外，主要是刊登旬邑地区的大事和群众的呼声。《民众周报》刊载的文章，文笔犀利，刀锋锐利，捶奸犯豪，刺贪刺绅，有时还以漫画形式讥讽当局。《民众周报》每次贴出，群众都会争先恐后围观议论，使《民众周报》成为了宣传教育群众的有力工具。在旬邑县农民协会的努力下，出现了“农村的事情，农协管”的新局面。

旬邑县学生联合会的建立

1926年秋，中共旬邑特支在中共宝塔高级小学小组帮助下，借助学潮选举产生了以杨克廉为主席的宝塔高级小学学生会，成立了集体领导、许才升任校务主任的宝塔高级小学校务委员会和集体领导、宁克齐任教务主任的宝塔高级小学教务委员会，实行民主治校，将宣扬反动复古思想的宝塔高级小学改造成了中共旬邑特支开展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和坚强堡垒，为中共旬邑特支适时帮助旬邑学界建立组织作了重要准备。

1927年3月，在中共旬邑特支帮助下，旬邑县学生联合会（简称“旬邑县学联”）成立，由许才升兼任学联主席。随后，太峪、张洪、土桥、底庙各集镇学校，先后成立其学生联合会，组织开展其学生运动。同年7月，国民党“清党”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旬邑县学联活动终止。

第三章   中共旬邑组织的革命活动

1926年下半年，中共旬邑党团群组织先后建立起来。旬邑革命形势转而进入中共旬邑特支领导群团和群众开展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及反帝爱国运动，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思想群众基础的新阶段。

第一节 开展学生运动

早在1924年冬，在西安求学的许才升、宁克齐等旬邑志士，受中共西安组织派遣返回旬邑开展学生运动。1925年初，许才升、宁克齐借助国民党旬邑县进步县长聂洪锋的关系，办起旬邑县国民小学，由许才升出任校长，宁克齐、张性初、蒙嘉会等人担任教员。旬邑县国民小学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潮、提倡新文化、启发革命觉悟，引起旬邑地方守旧势力的仇视与恐慌，继而遭其反扑被勒令解散。许才升、宁克齐等人遭通缉后离开旬邑，辗转去西安协助当地开展学生运动。1926年秋，许才升、宁克齐等人重返旬邑，以宝塔高小为阵地，建立中共党团组织，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领导开展学生运动。

发动学潮  宣传革命思想

1926年8月，中共党员许才升、宁克齐等人回到旬邑，利用国共合作统战便利，借援建国民党旬邑县党部有利时机，再度进入宝塔高级小学执教，秘密成立起中共旬邑特支。

此时旬邑县国立宝塔高级小学处在封建守旧势力统治之下，以许才升为代表的中共旬邑特支便以“看书、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择师自由”，“校务民主”、“改进学校设备”为口号，领导组织学生开展革新运动。教师许才升、宁克齐此举，遭到宝塔高小校长蒲鼎伯坚决反对，他斥之为“胡闹”。 在许才升、宁可齐等人鼓动下，高小学生选举成立起学生会，由学生会主席杨克廉组织学生进行罢课，将斗争矛头直指守旧势力，闹起学潮。学潮中，蒲鼎伯被夺去宝塔高小校长职权，蒙兰轩、唐卓亭、高雅哉3名守旧派教师被赶出校门 ，陈腐反动书刊被焚毁，学校账目得到清算，被查出贪污金额400多元。在中共旬邑特支领导下，宝塔高小成立了集体领导、民主治校的校务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学生取得了看书、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择师的自由权，《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在宝塔高小公开发行，指引学生和进步青年走向革命道路。

举办学习班  培养革命骨干

1926年至1927年，中共旬邑特支、中共宝塔高级小学小组先后在旬邑县城举办了3期教师学习班。学习班借补习英语、数学之名，传播新思想和马列主义。

1926年12月，中共旬邑特支联合中共宝塔高级小学小组开办寒假教师学习班，学员共80多人，宁克齐、王子健、王日省分别讲授数学、语文、卫生常识，在西安受过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程永盛、王廷碧为师生讲授的《资本论常识》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1927年夏，中共旬邑特支联合中共宝塔高级小学小组，借用民国政府旬邑县教育局名义举办暑期师生学习班。本期学习班在该时期规模最大。参加本期学习的学界人士，不仅有旬邑本地教师学生，还有邠县、淳化、长武，正宁、宁县等地进步师生，计百余人。所授课程除英语、数学外，许才升、宁克齐、徐经林等人还亲自讲解《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列主义浅读》等革命书籍，传播革命真理，启迪思想觉悟。

经中共旬邑特支联合中共宝塔高级小学小组举办教师学习班启发培养的学员，相当部分后来成为了本地及邻县革命斗争的倡导者与中坚力量。如：西北早期共产党员王孝锡，在参加1927年夏旬邑暑期师生学习班后，即返回宁县在太昌镇建立起中共邠（邠县）宁（宁县）支部，并担任邠宁支部书记。

第二节 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五卅”运动后，反帝怒潮在陕西空前高涨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武装干涉与基督教文化入侵深恶痛绝。1926年起，中共旬邑特支联合中共旬邑宝塔高级小学小组，组织领导党团员，团结依靠人民群众，在全县范围内发起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树起“非基”旗帜  掀起反帝爱国热潮

1926年春，进入旬邑宝塔高级小学执教的中共党员王佛宗，首先在旬邑树起“非基”旗帜，以宝塔高小为起点，教育引导高小学生认识基督教传入系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隐性方式，组织学生开展“非基”运动。1927年春，中共旬邑特支领导旬邑县学生联合会，在学生中深入开展“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的大讨论，进一步提高学生对“非基”运动的认识。同年4月19日（古历3月18日） ，旬邑县一年一度古骡马大会隆重召开，旬邑县城街市人潮涌动、熙熙攘攘，几乎全县各户男女老幼都有人赶会，会上县外人士为数不少。时驻旬邑县意大利籍基督教神甫潘渡义（中国化名），借机伙同教主黄拐子、教徒赵燕燕等人，在旬邑县城搭棚设摊，向群众鼓吹基督教义，大肆宣扬唯心主义，公然发展基督教徒。中共旬邑特支于是领导旬邑县学生联合会，由中共党员教师许才升、徐经林、王廷碧、程永盛、程国柱组织带领宝塔高小学生，分两组与基督教传教士展开激烈的诘难辩论。宝塔高小师生才思敏捷、口齿伶俐，以翔实确凿的论据，驳斥了基督教所谓的“上帝创世论”、“上帝造人说”，驳得基督教师徒理屈词穷、瞠目结舌而无可置喙，最终被迫仓皇拆棚收摊，灰头土脸溜走了。接着，许才升、程永盛、王廷碧等人，组织宝塔高小学生，以表演文艺节目的形式进行反封建宣传。许才升亲自扮演《放脚》戏中角色，演得惟妙惟肖、有声有色，吸引教育了众多过往群众。当时一位驻足老人，边看边捻着雪白胡须说：“看了才升演的戏，我这个老实疙瘩，心里才明白，原来神鬼那一套，全哄人哩。我再不信它了。” 骡马大会驳基督教之战，揭露了帝国主义身披宗教外衣行愚昧民智、侵略中国之实的险恶本质，及时阻止了基督教旬邑传教活动，使旬邑人民再一次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无神论洗礼。

召开纪念大会  鼓舞革命斗志

1926年秋至1927年夏，中共旬邑特支以国民党旬邑县党部名义，在旬邑县城利用纪念节日相继召开大型纪念集会活动，宣传教育和鼓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1926年10月，冯玉祥率领国民联军五原誓师，大军南下，开往关中攻打围困西安的军阀刘镇华部的国民联军，中共旬邑特支联合国民党县部，带领县府职员和宝塔高小学生100余人，步行80多华里，前往邠县欢迎慰问，号召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3月18日，中共旬邑特支领导和动员县内各学生联合会、各农民协会，组织学生、教师、商人、县府职员、各区农民约5000余人，在旬邑县城宝塔高小门前集会，举行“三•一八”纪念大会，以之纪念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段祺瑞政府国务院门外，向段祺瑞政府请愿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驱逐八国公使，反惨遭血腥屠杀而牺牲的反帝爱国死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等人。该纪念大会，声讨了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罪恶行径，揭露了段祺瑞政府反动、卖国、残暴的真面目，激发了旬邑青年学生和穷苦农民的反帝爱国热情。“3月18日，是段祺瑞残杀我同胞的黑暗日子，也是被害烈士的纪念日。我们今天举行盛会，目的是要继承烈士未竟的事业，为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推翻反动军阀的残酷统治而斗争！” 许才升慷慨激昂的演讲与呐喊，在这一天穿过台下密集倾听的人群，悄无声息地根植在逾千民众心里，握进他们紧攥的铁拳，终将积聚成强大的革命力量。

1927年5月4日，中共旬邑特支领导旬邑县学生联合会，在旬邑县城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组织全县师生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927年5月20日，中共旬邑特支领导旬邑县学联、农协等6个团体，在旬邑县城举行革命先驱李大钊（李守常）烈士追悼大会。大会吸引教师、学生、商人、农民、民国政府旬邑县府职员等3000多人参加，两小时后闭会。会上，宁可齐任大会主席，王子健任大会记录。徐经林、许小峰、民国政府旬邑县长等人，在追悼会上严厉谴责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反动罪行，号召群众继承先烈遗志，把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革命进行到底 。大会决定在五卅日举行大规模追悼会。

1927年5月30日，中共旬邑特支领导旬邑县学联、农协，在旬邑县城举行“五卅惨案”二周年纪念大会，动员组织学农商诸界6000余人到会，其中农民武装者1000人、驻旬邑民国政府军长官全部参加了大会。农民自卫军手持长矛、大刀自觉维持秩序，宁克齐、徐经林、杜汉三、张相臣、豆伟臣等代表当会作了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讲话，声讨了反动军阀残害共产党员的滔天罪行，极大地鼓舞了参会群众的革命斗志 。

在相继召开纪念大会的同时，中共旬邑特支、共青团宝塔高小支部、学生联合会、农民协会等党团群组织还在旬邑县城每礼拜一、三、五召开马列主义讲演会，不定期举办农民讲习所，不断扩大马列主义在旬邑的传播。

第三节 开展农民运动

在上级党组织和中共旬邑特支领导下， 旬邑各地普遍建立起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开始领导广大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组织请愿斗争

1926年10月，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共旬邑特支遵照西安地委指示，组织发动“三河”（焦家河、崔家河、连家河）农民、宝塔高小进步学生和县城附近的贫苦农民200余人，赴民国政府旬邑县府请愿游行。许才升、宁克齐手执小红旗，高呼口号走在请愿队伍最前列。请愿队伍由县城东街出发，经中山街直至县府门前。许才升指挥游行群众把标语“打倒贪官污吏”贴到县府大门上，把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贴在五区总绅王兆贤门上。在群众“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匪式军队”、“抗交苛捐杂税”等口号声中，民国政府旬邑县长鱼节天（时咸阳长武人），迫于形势走出县府与请愿群众见面，接受了请愿群众提出的“不准拉夫拉差，不准预征钱粮，清理地方财政、取消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倒土匪式军队，收回教育权……”等10条要求 。

“三河”成功请愿，鼓舞了旬邑人民斗志，中共旬邑特支借机在乡间鼓动农民抗交粮草，影响了民国政府旬邑驻军的军事供应，遂与旬邑驻军黄彦英团发生了摩擦。张洪乡鹏程村籍学生秦宗周，因此被黄彦英团逮捕并遭其吊烤毒打 ；先前同情革命的黄彦英（咸阳武功人），也因此与革命力量对立起来。鱼节天为报三河请愿围府遭迫之恨，借机撺掇黄彦英加害许才升。迫于形势，许才升暂时离开旬邑，赴西安汇报工作。许才升打着灯笼，在西安找到驻陕国民联军总司令于右任，于右任见状问他：“白天为何打灯笼？”许才升答道：“旬邑十分黑暗！”并当面向于右任陈述了黄彦英部的罪状。在于右任写信疏通后，黄彦英部与旬邑民众的紧张气氛才缓和下来。之后，许才升又到邠县告发黄彦英，迫使黄彦英部于不久后调走。黄彦英部开拔时，旬邑县总绅王兆贤为其拉夫拉差托运东西，许才升见状，当街指着王兆贤鼻子大骂：“你龟背蛇腰，鹰腮兔耳，当面有容人之量，背地有杀人之心！”王兆贤被骂得哑口无言 。

1927年农历2月，正值旬邑地区青黄不接、农民生活捉襟见肘之时，民国政府陕西省府派人到旬邑预征公粮，征购公粮时不付现金，由县府写欠条，加盖县印，订作以后三年的公粮。广大农民无力交纳，于是纷纷要求予以减免。得知此况，许才升以国民党旬邑县党部干事长和旬邑县农民协会主席的身份，召集带领十多名各界代表向民国政府旬邑县府交涉，陈述农民实际困难，说明公粮预征数额已经过大；并联合各民间组织向民国政府陕西省府写报告，反映客观现实，表达民生诉求。经此努力，旬邑预征公粮得以部分减免，很大一部分小麦预征任务被予以免除，旬邑农民负担得以减轻，许才升等中共党员在旬邑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更强了。

举办农民夜校

1927年初，中共旬邑特支、旬邑县农民协会根据农运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宝塔高小举办“平民夜校”，将学员扩大到县城农民、市民、商贩、民国政府旬邑县府职员等人群，县长聂振轩亲临讲课。平民夜校向参加学员介绍和传播新思潮、新文化、民主革命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并讲解革命道理、破除封建迷信，帮助农协会员唤醒革命意识、提高政治觉悟，为后来的农民运动培养了农运骨干，为将来在农村建立党组织作了思想准备并奠定了干部基础。同期，时任旬邑县魏洛村小学校董的第五伯昌，在魏洛小学教师王相平（今太村镇南宫村人）协助下，在魏洛村办起“贫民夜校”，吸收40多名贫苦农民参加学习，一面教农民识字，一面传播革命道理，提高贫民觉悟。

此外，旬邑县区农民协会在宣传、发动、组织农民群众，打击社会陋习和丑恶现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旬邑县区农协普遍开展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妇女放脚剪发等民主自由活动，教育农民正确对待鬼神之说、树立健康生活态度，自觉抵制聚赌、抽大烟及参神拜佛等不良嗜好，使各村巫婆神汉和赌坊烟贩逐渐失去市场，对旬邑广大农村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在中共旬邑特支的指导、帮助和领导下，旬邑县学联、农协等群团组织，在成立后积极从事各种革命活动，持续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既教育了自身所联系的群众，又锻炼了自己的干部，为今后继续领导所属旬邑人民同民国政府旬邑反动统治者进行新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

第四章   中共旬邑组织的发展和危机

第一节   中共旬邑组织的发展

自1926年春王佛宗来旬邑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起旬邑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宝塔高级小学小组。随之同年9月，许才升、宁克齐等在中共旬邑宝塔高级小学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旬邑特别支部，成立之初，中共旬邑特支隶属于中共西安地委；1926年12月至1927年2月，隶属于中共陕西党团联席会议；1927年2月至同年7月，隶属于中共陕甘区委；1927年7月后，隶属于中共陕西省委。中共旬邑特支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大力宣传党的主张，不断发展进步力量，壮大了党的组织。至1927年7月时，中共旬邑特支共下辖宝塔高小、魏洛、郝村、东涧村、县城机关5个支部。共有中共党员57名，其中教师13名、学生14名、农民30名；高中文化程度的9名、小学程度的18名、文盲30名。

中共宝塔高级小学支部  1926年9月，在宝塔高级小学建立中共旬邑特支的同时，同步成立了中共宝塔高级小学支部，许才升兼任党支部书记，时有党员16名。

中共魏洛村支部  1927年3月，许才升赴旬邑县魏洛村指导平民夜校工作，在魏洛村平民夜校中发展了第五伯昌、第五宗义、第五振华、王相平、第五新堂（第五新书）、第五振才、第五德海、第五双印、第五怀让、第五碎狗等11名中共党员，建立起中共魏洛村支部，由第五伯昌任支部书记、第五宗义任组织委员、第五振华任宣传委员，魏洛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旬邑县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中共郝村支部  1927年5月，许才升来到旬邑县清塬郝村，以公开建立郝村农民协会的名义，秘密发展郝村、蒲社、湾涧、庄合、班村农民程国柱、程百印、程双印、程交运、程群儿、程国祥、程志英、程七娃、崔宝子、崔秀儒、辛万海、卢全贵、代思功等13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郝村支部，王英武（郝村初小教师）任支部书记 ，其后由程百印、程国祥接任。其中，蒲社、湾涧、庄合、班村的中共党员，均在郝村过组织生活。

中共东涧村支部  1927年7月，由党员崔廷儒在东涧村（旬邑县城东关的一个自然村）秘密发展党员10名，建立了中共东涧村支部，支部设在东涧村，崔廷儒任支部书记。

中共县城机关支部  1927年7月，共产党员马富贞以国民党县政府职员的公开身份，在县城机关秘密发展党员7名，建立了中共县城机关支部，支部设在国民党县政府，马富贞任支部书记。

第二节   “清党”危机

当中共旬邑特支引导旬邑群团组织在不断将革命形势引向深入的重要时刻，旬邑之外的中华大地革命走势已悄然移位，反革命力量汇流接近尾声，其暗流涌动、蓄势待发，国民大革命开始面临严重危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次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背叛革命，当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紧跟其后，相继以“清党”为名，疯狂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残酷镇压工农运动。至此，国民大革命喜人形势风光不再，第一次国共合作处于危急关头。

7月15日，汪精卫继而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正式同中国共产党决裂。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被彻底破坏而宣告结束，持续了三年多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1924年至1927年）最终失败了。

同月，驻西安国民党联军总司令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在陕西公开进行“清党”，镇压工农运动，陕西革命形势也因此急转直下，西安局势尤为紧迫，白色恐怖也迅速传向旬邑，中共旬邑党团群组织开始面临新的危机。国民政府旬邑当局除了“包办红白喜事，迎送往来要人”而外，主要的工作是监视共产党的活动、侦查破坏共产党组织、搜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干部，致使旬邑国共合作局面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