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人民热爱的革命领袖。从1932年开始，谢子长活跃于旬邑一带开展革命斗争长达一年之久，纵横驰骋于陕甘高原、子午岭山区，为创建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三道川”事件以后，面对兵运工作屡屡受挫的情况，血的教训使谢子长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靠在军阀队伍里面招兵买马是走不通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从此，他开始探索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独立武装道路。

1931年10月，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步骑兵300余人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中共陕西省委非常重视这支队伍，派谢子长来领导部队。谢子长来到南梁后，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道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 ,并成立了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为委员的中共队委会。由于部队内部存在着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省委要求对部队进行改编。

1932年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谢子长等在甘肃正宁柴桥子把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2月12日，按照省委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开辟渭北和陕北苏区，把红旗鲜明地打出去的指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授旗仪式当天，旬邑职田一带群众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祝贺并慰劳红军，第五伯昌代表中共旬邑组织出席了改编大会，并发表讲话，将一面印有黄色五星，五星正中是镰刀斧头，旗上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陕甘游击队队旗授给了总指挥谢子长。改编大会上，吕振邦带领旬邑游击队主力被整编补入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及补充队，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继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西北高原上又次高高举起了革命的红旗。也标志着陕西省委在陕甘有了一支自己完全掌握的人民武装力量。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旬邑、三原武字区等地方党组织陆续派来了干部、农民，西安及附近一些中小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也不断前来，指挥部把他们分配到补充队，由吕振邦负责培训后充实到各战斗队。谢子长还主持制定《游击队战争纲领》《纪律大纲》，经士兵委员会讨论并一致通过，又以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布告《告农友书》与《告士兵书》，明确了游击队近阶段的战斗方向和工作任务是“开始占据职田镇，逮捕各区重要土豪，执行游击战争纲领，进一步的进行土地革命，先占三嘉塬，次再进清水、土桥原，然后冲击三原、富平一带。”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当夜，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坚决执行游击战争任务的指示，总指挥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从正宁县三嘉塬出发，向国民党占领区旬邑县职田镇进军。

2月13日拂晓，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扮作国民党张洪镇保安队打入职田镇城内，出其不意地捣毁了国民党职田区公所，没收了地主武装民团的枪，敌职田镇区长、团总全部就擒，还逮捕了唐碧武、唐德乔、乔景贤、马云鹏、王兆贤、董凤鸣（绰号油客）、吕善奎、张印昌等恶霸地主。当天正逢集日，也是红军宣传党的政策的极好机会，谢子长亲自带领战士上街向群众做宣传动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宣传红军纪律，说明红军是为劳苦大众的，同时大量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群众看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 “打倒贪官污吏”、“废除切苛捐杂税”、“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红军是人民子弟兵”、“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口号，让群众欢欣鼓舞。

谢子长还召集了职田镇群众大会，在大会上选举了三个农民主席。参加大会者有四五百人。会上，向群众宣布了游击队的任务，并解释红军是什么，红军的任务是什么;宣布解散区公所及民团，并将区公所及民团一切账项焚毁;焚毁-切账项及契约，将被逮捕豪绅的账债，契约当场焚毁，尽分了“田义和”酒坊400多石高粱。同时谢子长要求红军配合旬邑当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开展了群众性的抗粮、抗款、抗税、抗捐斗争。斗争地主、开仓分粮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分粮的男女老少面带笑容，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谢子长要求红军战士积极参与群众分粮斗争，帮助孤寡老弱把粮背到家里，处处可见军民团结的动人景象，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压榨下直不起腰的旬邑穷苦农民继旬邑起义后再一次得到了翻身解放的机会。

职田镇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让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各级反动政府和士豪劣绅纷纷向上司告急，强烈要求政府派兵“进剿”红军。盘踞西安的国民党省政府受到震惊。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决定派警卫团的一个营和旬邑、彬县、正宁县民团千余人“进剿”陕甘游击队，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在职田镇。Error:1005 Invalid URL点击重试

可是让敌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刚开始布置，我陕甘游击队就得到了情报。原来敌警卫团的团长张汉民同志就是我中共地下党员，该团内有我党的地下组织，他们和我陕甘游击队有秘密联系，多次送枪支、弹药、医药给游击队。攻占职田镇前，谢子长就派分队长马佩勋带两名战士去找驻在旬邑县城的三营七连长、我地下党员李明轩，想方设法搞了几箱弹药驮运回来。队委会认真分析了敌情我势，认为敌强我弱，不能固守职田镇，在平原上与敌人硬打硬拼，而应避敌锋芒，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敌。

谢子长根据地下党员李明轩提供的敌人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情报，决定陕甘游击队主动撤离职田镇，与李明轩里应外合，消灭来犯之敌。陕甘游击队于是迅速作出反应，根据情节轻重，处决了罪大恶极的豪绅董凤鸣，释放了马云鹏，押着其他豪绅随队撤出了职田镇，转向并设伏于镇东20里处的阳坡头。

第二天，国民党驻张洪镇警卫团三营所属第六、七、九、十连和机炮连及与彬县、长武、旬邑三县民团千余人奉杨虎城命令，“围剿”进占职田镇的陕甘游击队，他们冲进镇子后，不见红军的影子，气急败坏，命令兵士向红军退去的阳坡头方向追击。

谢子长用望远镜观察敌人重兵向我军挺进，即命令一、二两个大队抢占阵地，迎击敌人，警卫队和骑兵队为预备队，就地隐蔽待命。当敌人端着刺刀将要向我军冲锋时，谢子长命令阎红彦率30余人的奋勇队，绕敌右侧，用冲锋枪向敌人扫射，来个肋上插刀。阎红彦接到命令大喝一声，率队猛冲前去。合围苦战中，地下党员李明轩急中生智，在对方阵中调转马头，大喊“红军大部队来了，快跑!”致敌全线混乱。游击队趁机全线出击。骑兵队纵横驰骋，猛烈冲锋，奋勇杀敌，边杀边喊:“红军不打士兵兄 弟! ...缴枪不打人!”彻底扰乱了对方的军心和阵脚，瓦解了对方的斗志，敌人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溃不成军。士兵们纷纷举枪投降，残敌被压到南北两沟，狼狈向西逃窜。陕甘游击队乘势进击，全歼了国民党驻张洪镇警卫团三营，并歼灭了三县民团之一部。

此战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战和第一场胜仗。陕甘游击队此战以少胜多，歼俘500余人，缴枪150多支，给国民党反动势力有力一击。阳坡头告捷后，陕甘游击队将缴获的部分武器给了程双印领导的陕甘游击队补充队，并重新占领了国民党统治区职田镇，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

阳坡头大捷是陕甘游击队建立后打的第一战和第一场胜仗,陕甘游击队此战以少胜多，歼俘500余人，缴枪150多支和大量子弹及其他军用品，而我军仅3人受伤。此战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指战员的斗志，激 发了群众参与土地革命的热情。战斗结束的当日，部队返回职田镇整休。这天恰逢集日，来往行人络绎不绝，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红军游击队。正宁、旬邑等县的群众选派代表拾着猪羊来慰劳红军，对红军指战员鼓舞很大。

阳坡头战斗让敌人大为震惊。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随即调集几个团的兵力，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淳化、旬邑、彬县等县民团配合行动，由东西南三面扑来，陇东军阀陈珪璋配合正宁、宁县、合水县民团在北面堵截。陕甘游击队处于四面受敌、重兵压顶之境。队委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避实击虚，迅速转移，挥戈南下。于2月19日到达旬邑县的清水原。1928年春，许才升、吕佑乾等同志领导的农民起义曾在这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党转入农村基层，仍采取不同的形式坚持着斗争。红军的到来给这里的群众带来无限的喜悦，他们笑逐颜开地说:“咱们的红军回来了!”拿出年茶饭招待子弟兵。不少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部队继续转移，向东南进入乔山南端，越过老爷岭，到达照金镇，在香山寺，利用部队休整的机会，召开队委扩大会议，总结一个多月来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的经验教训，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铜川、宜君一带开展山区游击，寻机作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然后在正宁、旬邑一带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山区建立根据地。

由于香山仍处于敌人的包围圈内，不能常驻，于是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向东北山区转移。在艾蒿洼（今宜君县太安镇艾蒿洼村）遭遇敌宜君县敌八十六师一个营和宜君县民团的突然袭击。在千钧一发、危在燃眉时刻，谢子长命令王有福率领的童子班增援前线，从国民党侧面进攻，迅速打垮了一个连的兵力。

王有福出生于旬邑县职田镇马家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左右，年仅14岁的王有福不甘忍受反动政府压迫和豪强掠夺，听说边区红军打反动派、杀豪坤、救穷人的消息后，扔掉放羊鞭子，北上陇东一带寻找红军，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走上了革命道路，逐步锻炼成为一个精明干练的小指挥员。

这次战斗中，王有福率领全班小战士敏捷地沿沟畔匍匐前进，绕到敌主攻部队的右侧，用猛烈的火力在敌人肋上猛刺一刀，使敌人猝不及防，游击队一、二大队和警卫队趁机反攻。敌人全部被压到沟里，慌乱地顺沟溃逃。由于童子班的出战，扭转了艾蒿洼战斗的危局，使之成了以少胜多的一个突出战例。

次日，队伍集合，准备出发。谢子长庄严地站在队前，总结艾蒿狐战斗的经验，高度赞扬了童子班，说他们立下卓着战功。最后，他郑重宣布，把童子班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任命王有福为少先队队长。少先队的诞生对全体指战员是个巨大鼓舞，一致举手赞成。“向少先队学习”、“向少先队致敬”的口号声响彻山川。

1932年3月19日，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出甘肃正宁寺村塬，袭击时国民党正宁县政府驻地山河镇，由于队伍走错了路、贻误了战机，致使白天攻坚，以致战斗失利而退回。同年4月13日，陕甘游击队配合地方赤卫军和农民千余人，再袭山河镇。国民党驻甘肃西峰守军派出一营兵力前去驰援，谢子长率队围城打援歼其200余人，然山河镇攻而未克，陕甘游击队继之撤回寺村塬做军事休整。

1932年4月中旬，陕甘游击队接到中共旬邑特支提供的“旬邑城内敌警戒疏忽，兵力空虚，防守不严”的情报。当时旬邑县城内反动武装力量，仅为杨虎城部一个连、文友栋保安团50多人和国民党旬邑县警察20余人、枪100余支。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据此情报，当即决定由总指挥谢子长率领全队，乘机攻打旬邑县城。

4月17日晚，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从寺村原出发，星夜兼程奔袭旬邑县。18日拂晓，陕甘游击队兵临旬邑城下，谢子长在做完总体战斗部署后，吴岱峰带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攻占西门外的军事要地西堡子，并组织干部马佩勋、李维均和30多个战士组成奋勇队，悄悄摸到西堡子底下，缴了守卫西堡子洞道哨兵的枪，口里塞上毛巾，一枪未发占领了西堡子；接着，冲入堡内大喊“缴枪不杀”，俘虏了正在熟睡的国民政府军一个连并两个排，控制了西堡子制高点；接着第二大队攻击西城门的登城游击队员，在己方西堡子制高点火力掩护下，成功抢占了西城门楼；随后陕甘游击队第一、三大队集中火力进攻旬邑县城东、南城门。驻旬邑县城国民党守军及国民党旬邑县政府人员见势不妙，纷纷逃入县城东北凤凰山魁星楼，因魁星楼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若强攻对我军不利，指挥部决定先攻入城内。陕甘游击队入城后，打开监狱释放了无辜百姓，没收分发了地主高子安家粮食，慰问了烈士许才升之弟许乃升，焚毁了国民党旬邑县政府的卷宗、账目和政府衙门（当时叫烧狼窝），宣传队上街刷写标语宣传革命思想。随后，陕甘游击队在文庙门前召开群众大会，谢子长当会作了讲话，当日傍晚，陕甘游击队撤离旬邑县城，兵分两路由红土坡和西沟上了太峪原，向马家堡撤去。

此战，陕甘游击队取得了自成立后第一次攻破国民党首座县城的喜人战果，共俘虏对方百余人，缴获枪械百余只，初步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起来的西北革命武装的正义力量。

首遭杜衡排挤 心胸坦荡为大局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取得了两次决定性胜利，沉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统治，迅速扩大了红军在当地的影响，震动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开辟了陕西革命运动的新阶段。于是国民党反动当局急调敌特务团一营、警卫团一营和二营的一部集中于旬邑。调同州的冯钦哉，陕北的井岳秀部大批军队大举围剿年轻的陕甘游击队，企图消灭红军，以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了《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要求将陕甘游击队分成三、五支队，深入渭北和西路，配合农民斗争，开辟新苏区，把敌人拖到外线去。

1932年4月18日傍晚，陕甘游击队主动撤出旬邑县城，兵分两路经太峪塬于夜间到马家堡集结作军事休整，刘志丹此时也已回到部队。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在马家堡巡视检查了陕甘游击队，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分成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两个支队分别独立活动。召开了队委扩大会议和党员大会，在党内的会上，他对谢子长同志横挑鼻子竖挑眼，把两次打山河镇未克作为口实，指责不向三原进军，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而转战到山区是“拒不执行省委的指示”，是“梢山主义”，没强攻山河是“逃跑路线”等等，以势压人，无限上纲，给谢子长扣上右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大帽子，错误地对子长同志进行了批斗，在党内宣布撤了子长同志的总指挥职务，强令子长同志离开部队，去甘肃省榆中县王子元部做兵运工作，慑于谢子长的威望，怕引起部队波动，杜衡未敢在部队中公开宣布这一决定。

面对杜衡以势欺人，蛮不讲理，打压谢子长的举动，谢子长并没有在意，而是担心自己一手建立的红军被杜衡这样折腾下去，迟早会断送掉。他平日跟战士患难与共，情同手足，大家在一起就像亲兄弟一样。同志们都把他叫“老谢”，有啥心里话都愿跟他说。为了队伍的稳定，谢子长劝解大家要顾全大局，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不能闹意气胡来。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他还说:也可能这半年多来我们钻在深山老林打仗，外面的形势我们不了解。这次离开部队，到外面看看，或许也有好处嘛!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建立更高规格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2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和《开展游击运动与创建北方苏区的决议》及省委《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在陕甘游击队基础上创建红二十六军。

12月上旬，陕西省委通知陕甘游击队到宜君马栏川杨家店集中整编。12月18日，省委书记杜衡携同黄子文来到部队。杜衡一来，就召开扩大的队委会，煽动群众斗争陕甘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他以陕甘游击队一年来，没有执行省委的路线，没有在平原建立起根据地，而是“梢山路线”。逃跑主义”，“游而不击”罪名，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中央查明情况，撤销处分)。

广大指战员对杜衡强加罪名打击同志的做法既困惑又不解，更为不满和反对，强烈要求撤销对谢子长等人的处分。受此影响，不少指战员私下找谢子长、刘志丹等受迫害同志诉说愤怒和不平，部分战士表示要离队回家，谢子长、刘志丹等受屈同志发扬党性原则，着眼大局劝育了前来倾诉的指战员们，用自身模范行为影响部队战士，要求他们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决定、不要闹事，稳定了队伍军心和情绪。谢子长还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实际出发，建议把刘志丹留在部队。迫于压力，杜衡被迫撤销了开除谢子长等同志党籍军籍的处分，调整处分决定为：谢子长党内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党内严重警告，责令谢子长、阎红彦即刻离队去中央上海局受训（中央上海局后来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杜衡给谢子长、阎红彦的错误处分决定），刘志丹、杨重远继续留在部队。

12月24日，杜衡召开全军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军、团两级政委，举行就职典礼。随后进行整编，将原有的四个大队编为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先连、补充连四个连，人数200余名，枪150支。杜衡又规定，陕甘游击队排长以上干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干部从战士和班长中选举、由政委任命产生。选举原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团参谋长，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而陕甘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则被排挤在领导层之外。

陕甘游击队成立10个月来，转战陕甘，战斗不息，先后歼敌4000余人，最盛时期发展到千余人，锻炼出了一大批指战员，成为陕甘革命武装斗争的坚强支柱。但是，在“左”倾路线的干扰破坏下，未能建立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对此，谢子长一直感到很内疚，他多次跟刘志丹谈起这个问题。直到这次被撤职、“开除” 出部队时，他还提醒杜衡建议省委要建设一块牢固的根据地。至于他的被撤职，他看得很淡。他说:“革命好像担担子，职位越高，担子越重。党让我担，我就尽力担好。如果其他同志能担好，我也高兴。”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谢子长被迫离开部队，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离开子午岭数百里梢山，离开和敌人拼杀的战场，谢子长依依难舍，挥别战友远赴上海受训。 

离开旬邑后，谢子长先后在上海中央局“受训”，后又被派往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工作，后回到陕北安定后，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但因战斗中负伤，久治不愈，终因伤情恶化，带着革命尚未成功的深切遗憾，带着对老百姓的深深牵挂，谢子长于1935年2月21日与世长辞了，时年39岁。

在艰苦的战斗岁月，游击队经常住在四面透风的破窑洞，缺粮少衣。谢子长总是热情地鼓励大家说：“革命就是要豁出性命才能干出名堂。老子不行交给儿子，儿子不行交给孙子，要知道，有志者事竟成，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他与战士同甘共苦，带头放哨、煮饭，为伤病员洗伤换药，筹来少量衣物总是先发给伤病员，自己和几个干部挤坐在篝火旁过夜。

谢子长是陕甘人民的革命领袖，他虽死犹生，永远活在旬邑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