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关中分区的成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抗日战争时期；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国抗日才是中国救亡图存唯一出路，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全国各界广泛声援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日盛一日；13日，国共两党代表就合作抗日进行第二次庐山会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做好赴前线抗日准备；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7日，蒋介石在庐山图书馆举行“庐山谈话会”，发表《抗日宣言》正式对日宣战。

8月13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打响，国民政府开始片面抗战；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国共合作协定，改编驻陕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4.6万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京政府比照正规国军提供军费军需支援；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提出全面抗战主张，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主力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

9月11日，国民政府按中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改编需要，改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序列，进驻晋北负责游击，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德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正式接受了合作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出现团结抗战局面。

第一节 关中分区的成立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二次合作团结抗日，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赞同，促使国民党接受了国共合作主张。2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工农民主制度改为民主共和国制度，正式宣布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名陕甘宁边区（辖23县 ），服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5月12日，西北办事处会议正式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立边区民主组织形式与具体内容，奠定抗日民主制基础，始用“陕甘宁边区”之名，正式确定了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首府延安。原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区划归陕甘宁边区领导。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关中特区改名关中分区，机关驻地仍设在新正县阳坡头区马家堡村。关中分区地处乔山山脉南端，时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县和旬邑、淳化2个八路军办事处，分属陇东正宁、宁县和陕西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中部等县的部分地区，呈北宽南窄狭长囊形地带，东临咸（阳）榆（林）公路，西邻西（安）兰（州）公路，北距延安数百华里，南距西安百多华里，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南大门，是陕西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中心和后方依托。

第二节  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会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需要，1937年10月，关中分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新正县马家堡村正式召开。出席大会代表50余人，代表关中分区700余名党员。大会主要检查总结过去关中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变为边区的问题。最后大会决定：将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将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任书记，机关驻阳坡头村；将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霍维德任专员，机关驻雷庄村；将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张仲良任司令员。中共关中分委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领导，关中专署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隶属中共关中分委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关中分区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县和淳化、旬邑八路军办事处。

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后，1937年底关中分区所辖各县经过民主普选产生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这一时期，关中处在统一战线顺利进行环境中，对外与邻县友方都建立了统战友谊关系，设立起己方办事处，开展友区群众工作发展党组织；对内消灭了任雨霖、苟鸿运、夏老么等股匪，安定了关中社会秩序，奠定了和平建设的基础 。

第十四章   关中分区的组织建设

中共关中党历来重视组织建设。1937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建立，关中特区有15个区委、19个党支部、1866名党员。同年10月，关中分区建立，中共关中分委成立，边建立健全组织边大力发展党员。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时，关中分区发展到20个区委、68个党支部，在所有机关、团体和乡镇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第一节   关中分区党组织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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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中共关中特委调走牛汉山，派陈学鼎任中共赤水县委书记，调整组成部门领导人，白天民任秘书、封党荣任组织部长、薛志侠任宣传部长、杨植任统战部长，下辖秦河、铁王、马家山、官庄、丰泉、清塬6个区委，郭文学连任中共丰泉区委书记、屈战江连任中共清塬区委书记。时中共丰泉区委辖镇头、郝家畔、南坡、马家庄5个乡党支部91名党员，机关驻丰泉村；中共清塬区委辖郭家掌、七界石、西庄子、班村、吕家5个乡党支部95名党员，机关驻班村、吕家 。

旬邑县八路军办事处的建立

1937年8月，中共关中特委将国民党统治区旬邑、淳化两县红军募补处分别改为旬邑、淳化县八路军办事处，对内代行县委职能，隶属关中特委领导。旬邑县八路军办事处（简称“旬邑八办”）驻旬邑县城，红四师政治部主任舒同亲笔为旬邑八办题写“门联” ，主任薛和爽率众履职，截至1938年3月整顿原有2个区委11个党支部，新建7个党支部，有党员169名。同月，旬邑八办治下中共南区（土桥）委员会将所辖支部由安乐、井坳2个发展到安乐、井坳、北沟、柳峪、丈八寺5个，有党员33名，张长春接替梁永杰任区委书记；中共西区（张洪）委员会将所辖支部由魏洛、张洪街、关道咀、皇楼4个发展到魏洛、张洪街、关道咀、皇楼、赵家屯庄、上官庄、秦家7个，有党员76名，潘德怀原任区委书记；旬邑八办直属支部调整为县城机关、东涧、王家3个支部，许国钧、崔崇岳、王忠合分别对应原任县城机关、东涧、王家支部书记。

1937年9月，旬邑八办派郗占元在宝塔小学发展7名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宝塔小学支部，万士元任支部书记；派兰子敬在太峪小学发展12名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太峪小学支部，李树贞任支部书记 。

1937年10月，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隶属于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领导，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县委和在国统区内为中共工作的旬邑、淳化县两个八路军办事处，习仲勋担任分委书记，郭炳坤、张仲良、霍维德等担任分委委员，杨再泉任秘书长，张凤岐兼任组织部长、陈学鼎任组织部副部长，郭炳坤兼任宣传部部长，强自修任统战部长，张仲良兼任军事部长，机关驻地新正县马家堡村。同月，旬邑八办派兰子敬在仁安发展8名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仁安支部，张元福任支部书记。

中共旬邑县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1938年3月，中共关中分委将旬邑、淳化县八路军办事处更名为中共旬邑、淳化县工作委员会，由田润芝、杨直分别任工委主任，县工委对外仍称八路军办事处，隶属中共关中分委领导。中共旬邑县工作委员会，郗占元任秘书，许尚志任组织委员兼社会委员，姚鹏飞任宣传委员，关中分区独立营政委王四海任军事部长 ，下辖西区（张洪）、南区（土桥）2个区委和县城机关等6个直属党支部共18个党支部 ；淳化县工委下辖方里、润镇、石桥3个区委。5月，中共新正县委增设军事部，内设部门增加到组织、宣传、统战、军事、青年、妇女6个部 。6月，高仰先增补为中共关中分委统战部副部长 。7月，中共关中分委撤销新正县工委合署办公，新正县工委所辖组织并入关中分委。

1939年春 ，国共两党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顽固派在关中分区不断制造武装摩擦，规模越来越大，摩擦与反磨擦斗争愈演愈烈。5月，国民党旬邑当局在旬邑县城蓄意制造“五﹒二五”流血惨案，中共旬邑工委撤回边区迁至新正县湫坡头区实行异地领导，发端于新正县湫坡头区，活动于国统区邠县新民、曹家店一带，以姚伯生为组长，由5人组成的中共新民小组，隶属中共湫坡头区委领导。8月，中共关中分委领导组成人员微调，杨成森接替张凤岐任组织部长，高仰云接替郭炳坤任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军侵占湫坡头区后，中共旬邑工委迁驻赤水县清塬区 。

中共关中地委的成立

1942年8月，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兼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 。12月，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决定将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并为关中地方委员会。

1943年1月，中共关中分委与中共陕西省委合并为中共关中地委，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机关仍驻新正县马栏区。关中组织建设遂转入地委时期。地委内设部改为组织、宣传、统战3个部，撤销了军事部，分委组织部长惠庆祺出任地委组织部长，分委宣传部长高仰云出任地委宣传部长、分委宣传副部长吕剑人出任地委宣传副部长，省委统战部长汪锋出任地委统战部长，王俊出任地委统战副部长。关中地委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中共县委，内设1个统一战线工作部领导陕西国统区中共组织。3月，关中地委改关中分区东行政区为县建制，成立了中共同（官）宜（君）耀县委员会。12月，关中地委撤销同宜耀县制和同宜耀县委，其辖区划入淳耀县。

1943年10月，中共双龙镇中心区委员会在中部（今黄陵）县成立，隶属中共新正县委领导；1945年8月，中共双龙镇中心区委改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 。此后至抗日战争胜利，中共关中地委共辖4个县委、1个中心区委、19个区委、157个支部、425个党小组、2654名党员。同年下半年，中共关中地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陆续派干部进入陕西国统区审慎恢复各县中断联系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关系，为迎接抗战最后胜利从组织和干部上作积极准备 。

第二节  关中分区第二次党代会的召开

为适应形势需要，9月关中分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新正县阳坡头区上墙村正式召开，出席大会代表50余人，代表关中分区4000余名党员。大会总结了党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分区统一战线工作，决定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下，坚决贯彻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和策略；9月5日，大会选举产生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张凤岐等13名委员组成的第二届中共关中分委，习仲勋再次当选分委书记，杨伯伦增补为组织部副部长。11月，《关中报》社成立，作为中共关中分委所属职能部门，宣传部长高仰云兼任社长。同年底，由于陕西国统区政治形势日趋恶化，中共陕西省委由国统区的泾阳县云阳镇先后迁至关中分区淳耀县安社村、照金镇等地 。

1940年1月，中共关中分委增设副书记一职至1941年2月，高峰任分委副书记。3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淳化事件，迫使八路军退出淳化县城，中共淳化县工委随军撤至淳化县安社村，与中共淳耀县委合并。4月，王月明接替杨成森出任中共关中分委组织部长，接着国民政府军陆续侵占关中分区新正、赤水、新宁等县部分地区。9月，关中分区武装部队予以反击，攻克耀县照金、柳林、庙湾、瑶曲和新正县马栏等地。中共关中分委将新开辟区域划为关中分区东行政区，设立中共东行政区委员会。10月，中共关中分委改属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领导。11月，惠庆祺接替王月明出任中共关中分委组织部长，中共关中分委鉴于中共旬邑县工委及部分基层组织已暴露，撤销中共旬邑县工委，将其所属党组织分划中共新正县委、赤水县委领导。

1941年1月，师源接替杨再泉任中共关中分委秘书长。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领导陕甘宁地下党（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鉴于陕西省委已由国统区迁驻陕甘宁边区耀县照金镇，为统一领导革命斗争并使陕西省委对陕西国统区的工作有根据地做依托，22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关中分委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对省委领导成员做出较大调整。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关中分区接受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6月，张德生接替欧阳钦出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7月，孙作宾接替强自修任中共关中分委统战部长。12月，中共陕西、河南省委和关中分委同时移驻新正县马栏区，梁明德接替孙作宾任中共关中分委统战部长，两个省委的干部后来都归关中分委组织部分配。

第三节  关中分区政权组织的建设发展

1937年8月，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安排，选择新正县代表全分区，首先启动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月内，新正县完成了县区乡三级政府转变。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转变，在阳坡头区开工农兵群众代表大会完成，左怀玉被任命为县长。县府下设民政、财粮、教育、保安、武装、建设6个科，高仰月任民政科长、高学智任财粮科长、史明任教育科长、张树壮任保安科长、杨学森任武装科长、任兴田任建设科长；辖湫头、三嘉、阳坡头、湫坡头、底庙5个区抗日民主政府，张寅成任阳坡头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张树林任湫坡头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樊振杰任底庙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

1937年9月，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由中共陕西省委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

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建立

1937年10月，关中特区遵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进行全区普选 ，完成了区县区乡四级抗日民主政府转变任务，关中特区党代表在特委驻地新正县阳坡头区马家堡村，召开了关中分区成立暨第一次党代会。会上，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特府机关驻马家堡村，霍维德任公署专员，李会友任政务秘书，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5个科，陈应亭任（一科）民政科长、高秀山任（二科）财政科长、张剑颖任（三科）教育科长、任兴田任（四科）建设科长、郭步岳任保安科长，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县政府。月内，关中分区新宁、赤水、淳耀3县转为县抗日民主政府，王振喜被任命为赤水县县长 。赤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改赤水县苏维埃政府下设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5个部全部为科，路思温改任（一科）民政科长、陈文超改任（二科）财政科长、魏广波连任（三科）教育科长、赵应奎连任（四科）建设科长、贺金榜连任保安科长；县府下设的裁判处保留不变，孙奉祥原任裁判员；县府时辖秦河、铁王、马家山、官庄、丰泉、清塬6个区府，郑福林连任丰泉区长、王可学任清塬区长 。

1938年1月，王振喜调延安党校学习，赵应奎代理赤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职务。7月，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与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合署办公，公署（一科）民政科长陈应亭兼新正县民政科长、公署（二科）财政科长高秀山兼新正县财政科长、公署（三科）教育科长仗剑颖兼新正县教育科长、公署（四科）建设科长任兴田兼新正县科长、公署保安科长郭步岳兼新正县保安科长 ，新正县武装科撤销；郭存信调任赤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赵应奎免去赤水县抗日民主政府代县长职务。

关中分区所辖区县参议会的建立

为联合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边区各级政府实行“三三”制建政，建立各级参议会，吸收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参政。1939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宣告成立，召开了第一届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施政纲领” 。会后，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根据上述施政纲领，完善民主共和制政权建设，实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辖区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参政议政，部署所辖县改各级代表大会为同级参议会，召开参议会议通过选举产生本级参议会正副议长和政府行政长官。月内，新正、新宁两县建立参议会，召开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经选举程序产生了各级正副议长和同级政府行政长官。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马家堡召开新正县第一届参议会，经过选举程序，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霍维德兼任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

1939年3月，根据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精神，淳耀县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薛家河召开，出席会议议员70余名，陈学鼎被选为淳耀县第一届参议会议长，师有存被选为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郭存信被选为第一届淳耀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

1939年4月，赤水县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马家庄召开，中共赤水县委书记当会作政治形势报告，赤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振喜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了赤水县参议会、正副参议长、常驻参议员和县政府县长，参议会机关驻马家庄，康润民当选为议长，吴大鹏当选为副议长，王振喜被选为县长 。

1939年5月，习仲勋接替霍维德兼任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和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

1940年4月10日，中共洛川特委驻店头八路军办事处突破国民政府军包围来到双龙镇，在当地建立起双龙临时区政府。

1940年5月，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所辖第四区湫坡头区与第六区底庙区全境及第三区阳坡头区的第七乡小峪子和第八乡马家堡被国民政府预备第三师侵占，湫坡头区抗日民主政府、底庙区抗日民主政府随之撤销，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所辖区减至湫头、三嘉、阳坡头3个区。为粉碎国民政府军摩擦蚕食边区图谋，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命部队主动向阳坡头以东的马栏、转角、柳林、庙湾出击，以拔掉国民政府驻军据点，并打通关中去延安的通道。同月，赤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迁驻中咀村。

1940年9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所属武装取得反摩擦斗争胜利，拔掉了国民政府驻军据点，打通了关中通往延安的通道，柳林、庙湾、瑶曲等被关中警备第一旅开辟为新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将上述新区化为关中分区东行政区，设立了关中分区东行政区办事处 。同月，马栏区抗日民主政府及所辖马栏、金盆、杨家店子、转角、张山5个乡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区政府驻马栏街，韩有才任区长，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所辖区恢复至4个，赤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迁驻赵家村 。

1941年夏，为推进关中政权民主建设进程，关中分区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县陆续召开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产生各县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代表，杨伯伦、高庆荣当选为新宁县第二届参议会正、副议长，陈学鼎、师有存当选为淳耀县第二届参议会正、副议长。

1941年7月25日至30日，新正县第二届参议会在阳坡头村召开，出席会议议员27人、候补议员3人，其中男性28人、女性2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首届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当会作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正县第二届参议会议长李科、副议长郭廷藩和霍维德、郝明珠（女）、马生福（回）、李占成、胡秉坤、赵振武、韩有才7名议员，作为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民主人士张治平当选为新正县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特邀议员 ；选举产生了第二届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郭进庭，习仲勋不再兼任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8月，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增设法律裁判处为内设机构，左怀玉任裁判员 。

1941年8月15日至19日，赤水县第二届参议会在马家山召开，出席会议议员49人，首届赤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振喜当会作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赤水县县第二届参议会议长任成玉、副议长吴大鹏和师述德、文登瀛、金汶、张秉勤4名常驻议员及第二届赤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振喜。

1942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发布。5月，关中分区各县据此精神，调整补选县参议会议员和政府领导组成人员。淳耀县第二届参议会，8名中共党员议员主动退出，最后选出31名议员，其中中共党员10名、民主党派3名、无党派人士7名、其它11名 。

1943年3月，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东行政区为同（官）宜（君）耀县，成立同宜耀县抗日民主政府。12月，关中分区第三次行政整编，撤消了同宜耀县制，辖区并入淳耀县。原淳耀县的一、二、三区改划入赤水县管辖，四、五、六区划由新的淳耀县管辖 。

1944年初，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双龙临时区为双龙中心区，设为县级建制，直属关中分区领导，成立了双龙中心区抗日民主政府，任命贺云山为首任区长，机关驻双龙林湾，内设民政、公安、财政、建设、教育等科，下辖双龙镇、上畛子、建庄3个行政区，辖16个乡、1030余户、3240余人。此后至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关中分区共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县和双龙1个中心区 。

第四节  关中分区军事组织的建设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关中最高军事机构先后经关中特区司令部、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三段更迭。关中特区司令部，历时1937年7月至同年10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历时1937年10月至1942年12月；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历时1942年12月至1945年8月。

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的军事建设

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整编成立，关中特区司令部改属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2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泾阳、三原、富平出发，离开关中开赴华北对日作战。9月，绥清独立营与宜川、延长游击队合编为陕甘宁边区第三保安大队 ，中共中央军委抽八路军9千余人组成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改属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领导。10月，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整编辖部为警备第一至八团 ；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1936年1月成立的关中特区司令部改称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隶属中共关中分委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与中共关中分委同驻新正县阳坡头区马家堡，张仲良任司令员，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政委，谢兴发任政治部主任 ，原辖新正、赤水、淳耀3个县保安大队；10月25日，武汉沦陷，侵华日军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停止大规模进攻，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12月，中共中央军委改八路军总后方留守处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 。

1938年1月，雷恩俊出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首任参谋长 。3月，中共中央军委为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武装部队并加强河防，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地方部队统一划归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指挥 。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保安大队改编为陕甘宁边区第三独立营。5月，牛书申增补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6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改所辖2个保安大队为独立营：第一独立营，何立保任营长，高步云任政委，驻旬邑县城；第二独立营，张占云任营长，杨大有任政委，驻淳化县城。

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地下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以八路军伤愈的干部战士和青年学生，组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警卫营，1940年撤回关中改称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第五独立营，汪洪清任营长，秋宏任政委 。

1940年5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将陕甘宁边区所属10个保安大队改编为5个保安团 ；陕甘宁边区第三独立营改称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第三独立营，正式编入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李启贤任营长、陈克功任政委、驻中部县店头镇 。10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整编所辖3个独立营为关中保安司令部第一团；中共陕西省委直辖警卫营、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第五独立营及青年营合编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第三团。11月，晏福生增补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副政委，欧阳稼祥接替李治周担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1942年1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牛书申改任主任。3月，文年生接替张仲良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7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兼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 。10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所辖3个独立营改编为关中保安第一团，中共陕西省委直辖警卫营、独立五营和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所辖青年营合编为关中保安第三团，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一、二团自富县移防关中分区。

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的军事建设

1942年12月，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一、二团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警备第一旅旅长文年生任司令员，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兼任政委，晏福生任副政委，欧阳稼祥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机关驻新正县马栏区，隶属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 。

1943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并为中共关中地委，张德生任书记，汪锋、张仲良、文年生任常委，汪锋增补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将富甘警备区司令部并入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

1943年3月，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改警备第一旅原八团（七一八团）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一团，陈文彪任团长，王赤军任政委，团部驻庙湾（今属耀县）；合编警备第一旅原三、四团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二团，副旅长陈先瑞兼任团长，傅忠海任政委，团部驻槐树庄（今属富县）；合编原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一团、三团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三团，刘懋功任团长，牛书申任政委，孙光任副团长，陈美福任参谋长，惠世恭任政治处主任，团部驻新正县阳坡头；成立关中警备区保安纵队司令部，陈国栋任纵队司令，杨伯伦任政委，机关驻新正县马栏区，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县保安大队和县地方武装，共同担负关中分区防务；继续保留旅直属教导营，并新组建旅直属特务营。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共6389人（含保安纵队583人）。

1945年3月，陈国栋率关中警备区保安纵队司令部移驻石门关 。5月，中共中央军委命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一、二团组成八路军第二、三游击支队南下；第二游击支队，刘转连任司令员，张启龙任政委；第三游击支队，文年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委 ；王世泰率警三旅一部从三边移驻关中。6月，八路军第二、三游击支队6千余人由延安出发南下。7月，胡宗南部调集3个师兵犯关中分区，中共中央军委调新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等增援关中，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团结动员关中军民，成功取得爷台山大捷 。

关中分区各县的军事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所县军事组织发展状况是：1937年3月，赤水和淳耀两县保安大队成立，成立之初均隶属各自中共县委和关中特区司令部双重领导。

赤水县武装组织

赤水县保安大队1937年7月，领导全部更换，副大队长郭锡山改任大队长、赤水县委书记陈学鼎接替牛汉山兼任大队政委、郭人杰出任副大队长，时有200余人枪。1938年10月，中共赤水县委在马家庄从赤水县保安大队中抽出两个班组建起40余人的赤水县警卫队，隶属中共赤水县委领导，王天民任队长、王邦宁任指导员，下设两个班，1940年发展成4个班。1942年3月，赤水县游击队成立，隶属中共赤水县委领导，刘振荣任队长，有枪30余支，同月赤水县普通自卫军发展到1625人，基干自卫军发展到336人；12月，赤水县保安大队改由中共赤水县委和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双重领导。1943年初，中共赤水县委从赤水县警卫队抽调梁学德、任振东、张文才、张永军等思想好、军事技术强的战士组建赤水县便衣武装工作队，隶属中共赤水县委领导，赤水县警卫队指导员王颖欣兼任武工队队长，率众活动于赤水县边境村庄侦探敌情执行特殊任务 。1945年8月，赤水县保安大队编入关中地区保安纵队。

淳耀县武装组织

淳耀县保安大队，成立之初隶属中共淳耀县委和关中特区司令部双重领导，首任队长王克仁、政委张凤岐、总支书记刘文秀。1937年10月，淳耀县保安大队改由中共淳耀县委和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双重领导。1941年12月，淳耀县民兵大队部成立，淳耀县抗日民主政府封正宝兼任大队长，中共淳耀县委书记张凤岐兼任大队政委，机关驻桃渠塬 。1943年12月，淳耀县保安大队随淳耀、同宜耀并为新的淳耀县而被改编。

新正县武装组织

1940年春，新正县关中回民支队在龙咀子组建成立，受中共新正县委和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双重领导，马全德任支队长，卢文秀任首任支队指导员，全支队120余人，活动于关中地区。1942年4月，中共新正县委奉命将关中回民支队与新正县各区游击队合编为新正县保安大队，全大队300余人，新正县第二届参议会副议长郭廷藩兼任大队长，何相贤任副大队长，胡秉坤任大队政委，活动于新正、新宁等地，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编入新正县独立营 。

新宁县武装组织

新宁县独立营1937年3月组建，时200余人枪；1937年9月，编入关中分区第二十一团；1938年5月，中共新宁县委将所辖各区游击队及自卫军整编为新宁县保安大队，受中共新宁县委和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双重领导。1944年5月，新宁县保安大队编入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第三团，主要活动于新宁县境内。

第五节  关中分区群团组织的建设发展

抗战爆发前，关中特区群团组织已有大的发展。1937年2月，赤水县工会、青年救国联合会与淳耀县工会同月成立，受关中特区工会和所在县中共县委领导 。3月，关中特区青年救国会成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中部（今黄陵）、洛川7县青年救国会。7月，关中特区妇女部、工会、青年救国联合会和新宁县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成立。8月，旬邑县红军募补处在农村放手发动群众、深入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在国民党旬邑县党部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成立了旬邑县抗敌后援会，下设太峪、张洪、土桥、善庆（今赤道社区）4个乡镇抗敌后援会，张连荣、潘德怀、王崇华、潘忠孝分别任太峪镇、张洪镇、土桥镇、善庆乡抗敌后援会主任。9月，新正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救国联合会双双成立 。

抗战爆发后，伴随着中共关中党政军适应抗日要求的自觉转型，关中分区各级群团组织积极顺应形势进行了同步调整。

1937年10月，中共关中分委改关中特区妇女部、工会、青年救国联合会为关中分区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救国联合会，受中共关中特委和对应的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救国联合会双重领导，原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县对应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救国联合会，郝明珠（女）任关中分区妇女联合会主任，张如洲任关中分区工会主任，胡秉坤任关中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 ；中共赤水、淳耀县委分别改妇女部为赤水、淳耀县妇女联合会，李先才（女）任赤水县妇女联合会首任主任、李秀英（女）任淳耀县妇女联合会首任主任 。

1938年1月，新宁县工会成立。5月，洛川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关中分区所辖中部、洛川两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划入洛川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领导 。

1939年8月，新正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救国联合会双双成立，乔振英任新正县青年抗日救国会首任主任，新正县妇女救国联合会主任空缺 。1940年4月，夏建明任新正县妇女救国联合会首任主任；新正县总工会成立，郑玉林任主任。新正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联合会、总工会，成立之初机关同驻阳坡头区东昌镇村，后都迁驻阳坡头村 。

1942年9月，根据中共关中分委指示，赤水、淳耀两县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隶属本县中共县委领导，霍应善任赤水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冯元硕任淳耀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组织全县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和支前活动，直至1945年1月撤销。

关中分区各县工青妇组织在中共关中分（地）委领导下，亲密团结顽强奋斗，围绕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不懈奋斗，有力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抗战胜利和建设民主关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十五章   关中分区的政治法制建设

1937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立民主共和国政治制度，吹响苏维埃共和国转变抗日民主共和国的进军号。根据《纲要》和《条例》精神及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关中特（分）区迅速调整政策启动全区新的政治法制建设，认真推行民主普选、“三三制”、“精兵简政”、整风等四项政治改革，在分区各县建立起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各级参议会及同级政府，更加密切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各界人士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分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加强和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建成民主关中、取得抗战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

第一节  关中分区普选运动

抗战时期，关中通过三次全区普选，贯彻落实了议会普选制。

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颁布，成为关中普选的前奏。《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陕甘宁边区实行普选议会民主制；选民直选产生各级议员；各级议会选举产生同级行政长官；各级政府直接向同级议会负责；选民认为所选代表不称职可随时改选换掉。《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汉奸、法院判决剥夺公民权利人及精神病患者外，凡居于陕甘宁边区的人民，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的，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选举比例为：乡代表会，每20人选乡代表1人；区议会，每50人选区议员1人；县议会，每200人选县议员1人；边区议会，每1800人选边区议员1人；边区、县、区三级议会和乡代表会，按本级议会或代表会当选议员或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选出候补议员或候补代表 。

根据上述规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习仲勋主政下的关中特区1937年7月中旬开始进行关中第一次民主普选，通过分别召开乡代表会和区、县两级议会，采取差额方式选举产生了有各界抗日进步人士参加的同级抗日民主政府 ，来实现关中特区苏维埃民主制向议会民主制的伟大转变；月内，新正、新宁两县改工农兵群众代表会形式的苏维埃民主制为议会民主制，建立并召开了县议会，选举产生了新正、新宁两县抗日民主政府；关中分区首府所在的新正县，选民直选了全县28乡1623名乡代表、538名候补代表、28名乡长，各乡抗日民主政府委员由10余人精减为除奸、教育、优抚、建设委员4人 。同年底，关中特区改成的关中分区，完成全分区第一次民主普选，逾70%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县、区两级议会和乡代表会全面建立起来，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均转变为对应的同级抗日民主政府。

关中第一次民主普选，普选过程分宣传发动、选民资格审查、检查政府工作、提出候选人名单、正式投票选举、召开各级代表会和同级议会、选举工作总结7个步骤。宣传发动阶段，中心内容是向群众阐明转变苏维埃民主制为抗日民主制的必要性和意义，使选民接受抗日民主选举制并投入到选举活动中来。选民资格审查阶段，主要是根据《纲要》和《条例》规定审查选民资格，登记居民与选民姓名，张榜公布选民名单。检查政府工作阶段，主要是政府行政首长向选民作政府工作报告，选民通过评审政府工作、评议政府公职人员、考察干部业绩决定取舍进行换届改选。提出候选人名单阶段，候选人名单主要由中共组织、贫农团、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提出，极少数地主、富农、民主人士候选人由中共组织经群众会了解通过后提出。正式投票选举阶段，鉴于选民文盲比例高、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实际，选民大会上综合运用多种投票方式，主要采取选举工作人员念候选人姓名时，选民“烧香”点洞或“认人”（候选人背朝选民）投豆后现场唱票，辅以流动票箱深入到不能参加选举大会的选民家中进行投票。召开各级代表会和同级议会阶段，主要是确定各行政区今后的工作方针并选举产生同级政府领导人。选举工作总结阶段，主要是各级选举委员会作出各自的选举工作总结，将选举经过、结果、经验、教训形成书面材料呈报上级选举委员会和政府 。

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参照国民政府《省参议会组织条例》改陕甘宁边区议会为参议会，来保持行政组织的统一，并呈请国民政府暨行政院、国民参议会备案。陕甘宁边区普选制度自此逐步完善。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普选制原则为：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政治机构增强人民自治能力。新《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对选举资格条件、各级参议院改选期限、各级参议员产生比例、各级参议员选举区域、各抗日党团选举与设立选举委员会等事宜作了原则规定。选举资格条件为：凡居住在边区的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除有卖国行为经政府缉办有案者、经法院判决有罪和剥夺公民权尚未恢复者及有神经病者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议院改选期限为：边区及县参议会议员每一年改选一次，乡参议会议员每半年改选一次。参议员产生比例为：边区参议会，居民每5000人选边区参议员1人，部队、机关、工厂、学校同此；县参议会，居民每700人选县参议员1人；乡市参议会，居民每30人选乡市参议员1人；少数民族各级参议会议员产生标准，为同级参议会汉族参议员产生比例的五分之一。各级参议员选举区域为：边区参议会议员选举区域以县为单位，县参议员选举区域以行政区为单位，乡参议会议员选举区域以行政村为单位 。据此精神，关中分区各县撤销区议会，改县议会和乡代表会为县、乡参议会。

1941年7月，习仲勋主政下的关中分区，根据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在总结关中第一次民主普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新《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通过召开县乡两级参议会，改选县乡两级参议会和同级抗日民主政府，吸收相当数量非中共党员人士参加各级政权领导工作，进行关中第二次民主普选，为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奠定基础。7月25日至30日，新正县第二届参议会在阳坡头村召开，27名议员、3候补议员、10名受邀公正绅士出席会议；关中分区行政公署专员兼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习仲勋，代表新正县民主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正县第二届参议会1名正副议长、7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李科当选为议长、郭廷藩当选为副议长 。关中第二次民主普选，分为两段。1942年3月，关中第二次民主普选进入第二阶段，通过改选改变了辖县县级政府委员中共党员比例过高有违“三三制”的现状 。关中第二次民主普选，创造并新采用了画圈、画杠、背箱子等切合实际的便民投票方式，全分区选出乡参议员2278名，全区选民参选率提高到80%以上，局地选民参选率逾95% 。

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决定改边区内乡市参议会为乡市人民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要求年底完成边区、县、乡三级大普选，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乡村自治。8月底，关中分区行政专员公署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关中第三次民主普选 。1946年1月，关中分区乡级选举基本结束，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参议员；中共关中地委驻地新正县马栏区马栏市，群众呼声最高的王恒治、沈青云，在35位代表选举马栏市政府委员和正副市长两个环节，均分别以34、32票当选 ；3月下旬，关中分区各县参议会胜利闭幕。关中第三次民主普选，全分区选民参选率提高到了90%以上。

整个抗战时期，关中分区通过1937、1941、1945三次全区民主普选，融合“三三制”政策坚持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选举原则，贯彻落实了议会普选制，持续提高了关中人民政治民主地位，不断巩固了分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有力推进了关中民主进程。

第二节  关中分区“三三制”改革

1937年5月，在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立足延安，提出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全国民主抗日模范区的政治任务，探索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7月，陕甘宁边区自下而上开始选举产生区、县、边区三级议会和同级抗日民主政府 。9月6日，经中共中央提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陕甘宁边区政府；23日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实现。此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不少党员领导干部视抗日民主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拒绝吸收进步地主、开明绅士、国民党员，第一次普选中提名的进步地主、开明绅士、国民党员几乎悉数落选，不利于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和进行全民族抗战。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对上述问题进行纠正。指示指出：我们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是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的革命的专政；阶级成分主要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但应吸收中产阶级和士绅的进步分子加入，否则对我们对抗日都不利；在政策和阶级实质上，抗日民主政权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一切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吸收其代表加入政权 。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正式提出“三三制”是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形式；抗日民主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的政权，是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政权结构中，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中共党员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三三制”先在陕甘宁边区一些县试行。

1941年1月3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2月到5月根据“三三制”原则改选边区各级参议会和同级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各分区各县发出《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把“三三制”原则以施政纲领形式确定下来，标志着“三三制”原则由宣传、试行进入到普遍实施阶段 。

1941年7月，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习仲勋，结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新《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教育引导分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领导全分区进行关中第二次民主普选，以此施行“三三制”，建设“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尽管关中分区各县就普选贯彻“三三制”原则举办了各种训练班，但很多群众感情和觉悟一时转不过弯，还不能接受地主、富农分子当选参议会议员和政府委员，致使中共党员当选比例高出“三三制”三分之一标准不少。整个关中分区当选的中共党员，占县议员总数50%、县政府委员总数55%、乡议员总数30%，乡政府委员总数32%。关中分区所辖新宁县，选出48名县参议员582名乡参议员；48名县参议员，无1人是国民党员或地主、富农分子；582名乡参议员，国民党员仅占0.3%，只有30名富农、13名地主、1名豪绅、10名开明绅士 。

1942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纠正各分区各县贯彻“三三制”的偏差。指示信指出：各县参议会，中共议员超出三分之一的部分，应自动退出，由无党无派候补议员补充，或酌量选聘有能力有名望人士充任；若中共议员调离出缺，以非中共党员补充。

中共关中分委根据指示信精神，对照关中分区各县实际，分析原因，寻找办法，统一并提高了干部群众思想和觉悟，使“三三制”在关中分区第二次民主普选第二阶段改选中真正成为现实。5月改选后，新正县参议会，产生9名议员、2名候补议员，为中共议员3人、国民党籍议员1人、民主人士议员7人 ，退出中共议员3人，补选非中共议员5人，中共议员比例27%。淳耀县参议会，产生31名议员，中共议员10人，中共议员比例32% 。淳耀县抗日民主政府，产生9名政府委员，中共委员3人，比例33%。赤水县参议会，产生46名议员，中共议员16人，比例35%。新宁、同宜耀县参议会和同级政府经改选也达到了“三三制”要求。新正县民主人士阳坡头区雷庄村医生张治平和蒋南翔、肖军、周扬等38人，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特聘议员。

“三三制”原则，在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习仲勋推动下，成为关中分区“三三制”民主抗日政权的生动现实，吸收各界抗日民主人士进入机关，团结了尽可能多的民主抗日力量，进一步巩固发展了统一战线，极大调动了关中分区各界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实践和丰富了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迎接抗战胜利和创建民主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节  关中分区“精兵简政”改革

1941年后季，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国民政府停发经费、国民政府军军事包围，陕甘宁边区经济陷入困境。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民主议员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提案，以165票、79%赞成率通过，形成决议交陕甘宁边区政府速办；2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研究“精兵简政”，设立边区编整委员会，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1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各级政府照编整委员会规定数目缩编，并就缩编调整出的人员提出5条原则处理意见；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

1942年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发布通令，从健全各级行政组织和加强区划管理出发，依据人口、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等条件与标准，将分区、县、区、乡4级行政区，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并附发了各级行政组织编制表。新编制规定：分区党委26至35人；县委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县委8至14人，乙级县委5至8人，丙级县委4至6人；区位3人；乡支部书记一律不脱产；边区总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等和各分区群众团体都实行合署办公 。关中分区为乙等专署，所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县均为丙等县 ；新正县（湫头）一、（阳坡头）三区为乙等区，（三嘉）二区、马栏区为丙等区，18个乡划2个甲等乡、4个乙等乡、12个丙等乡 。此后至1944年初，陕甘宁边区先后通过3次整编来实现精兵简政：第一次整编，重点是压缩人员，裁并机构；第二次整编，重点是压缩上级，加强下级；第三次整编，重点是建立制度，巩固精简成果 。

1942年1月中旬，关中分区开始全分区第一次精兵简政；月内，成立于泾阳当时直属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领导的七月剧团，在新正县马栏区马栏乡，与成立于马家堡的关中剧团、成立于阳坡头的关警剧团合并，共同并为关中八一剧团，隶属中共关中分委领导 。10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将所辖3个独立营整编成关中保安第一团；中共陕西省委直辖警卫营、独立五营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所辖青年营整编为关中保安第三团 。精简后分区首府所在新正县，91名干部减为64名，精简27名占29%；29名县级干部减为24名，精简5名占17%；18名区级干部不变；44名乡级干部减为22名，精简22名占50% 。关中分区第一次精兵简政，以所编人员为重点，尽量下移有文化、有能力、能工作干部进入县区乡级机构，需培养深造干部尽量送学校学习，因病不能工作学习的让其休养，身强力壮的杂务人员让其从事生产，老弱的杂务人员及落后分子助其回家务农，精简分区干部约25%，取得初步成效。由于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思想认识的局限及精简后各种关系重新梳理的千头万绪，关中分区精兵简政未能一步到位。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党委、分局党委、边区党委、地委）”，并规定“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个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机关，其人员组成应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地委书记应兼任军分区（师或旅）政委，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 ；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结合当前形势和中共各项政策，深刻解说精兵简政作为中共极其重要政策的必然性、现实性、历史性，帮助关中分区等抗日根据地干部摆脱对精兵简政的思想困惑；同月1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编整委员会召开简政座谈会，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习仲勋等10余名分区、县、区党政领导干部参会。座谈会以整风精神分别讨论了分区专属及其以下各级政府的简政问题，习仲勋当会提出推进简政工作意见，为关中分区深入推进精兵简政打牢了思想基础。12月3日至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着重研究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等问题，讨论并通过了提交边区高干会议讨论审议后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 ，决定进行陕甘宁边区第二次精兵简政，在加强教育引导中，重点压缩上级、加强下级；同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并为中共关中地委 。月内，中共关中分委启动关中分区第二次精兵简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同宜耀县并入淳耀县，成为新的淳耀县 。新正县区乡三级抗日民主政府精简后，县政府19人、区政府24人、乡政府22人共编制65人；县级干部精简5人，占总数21%；增加区级干部6人，增幅33%；乡级干部人数不变，乡政府只设优抚、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除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6个委员会，优抚、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除奸4委各只设不脱产主任一名 。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关中分区第二次精兵简政结束，关中分区精兵简政取得巨大进步。

1943年3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迅速进行整编的命令》，以建立制度并巩固精简成果为重点，陕甘宁边区开始第三次精兵简政 。中共关中地委遂在前两次简政实践基础上，继续创新并及时总结经验，历时一年建立起一套较为齐备的制度，使关中分区整体达到精兵简政要求，基本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五大目标。

第四节   关中分区整风运动

1937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终于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并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中国共产党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政治影响与日俱增，热血青年和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出现大好形势。鉴于此，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打破党员发展中的关门主义倾向 。短期内，党员发展成倍增加，多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入中共党内。对此，毛泽东1941年5月作出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2月作出报告《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号召全党从团结出发进行整风 ，以整学风反主观主义、整党风反宗派主义、整文风反党八股，来涤荡和清算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以达到党对统一战线和中国革命的领导；月内，中共关中分委扩大会在分委驻地马栏召开，分区及辖县党政军负责同志百余人参加会议，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当会传达中央整风指示，部署关中分区整风运动 。4月，延安整风运动率先启动，关中分区随之开始整风学习，落实学习文件、检查工作的阶段整风计划，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10月19日，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召开，高干整风开始。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用一年时间完成整风，目标是纠正干部非无产阶级思想、审查干部、清查内奸 。

1943年1月14日，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同月下旬，鉴于关中分区180余名新调入干部未曾整风，中共关中地委决定，分区机关3月开始，县区机关4月开始，学习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决议进行机关整风。6月，国民政府不断派特务潜入边区策反，整风运动受此影响，阶级斗争被不断扩大。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延安整风审干出现“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错误” ，出现在干部群众中大抓特务、三青团员、国民党员的严重错误倾向；月内，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通知：关中师范副校长邹锦城，教导主任张华莘，教员杨载生、杨烈光、杨启慧、袁心湖、许百泉、黄流、张里、庞达10位同志去延安接受审查。9月，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粉碎后，关中师范重返马栏，中共关中地委成立地方干部整训班、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成立整风队开始整风，在机关中开展“坦白”运动；为推进关中师范干部审查，中共关中地委工作组进驻关中师范，派地方干部整训班学员进驻各班“帮助抢救”，《解放日报》和《关中报》大造抢救舆论，一场面对面、背靠背的检举揭发和残酷斗争迅速蔓延，关中师范中共学生程远和苏仕萍等备受吊打逼供折磨。10月上旬，中共关中地委在马栏召开审干工作会和“抢救失足者坦白大会”，陈吾愚、郝伯雄、吴旬立等革命同志和白区来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受此影响，辖县随之掀起审干清奸高潮，永红县景生明、白树仁等革命同志被错误打成反革命 ，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建设科长孙玉亭、科员张稽、秘书张振德等5人被错列为敌特嫌疑遭受停职轰斗，未经组织批准、私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地下党员教师杨浩在马栏坦白大会上作出深刻检查因一贯表现和认错态度良好免于处分，马栏许多群众被肆意列为敌特分子或敌特嫌疑而备受打击；10月9日，毛泽东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抢救运动”开始刹车。中共关中地委于是根据中央审干新精神，认真甄别审干反奸中的冤假错案，为蒙冤受屈同志恢复名誉，积极纠正错误使关中分区整风审干重归正途。

1944年初，关中分区整风审干结束，累计审干约280人。尽管整风审干一度偏离了正确方向，但它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实现更大团结的历史功绩，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和夺取全国更大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第十六章   关中分区的反摩擦斗争

1937年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简称红一军团），与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等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矩，下辖第六八五团（杨得志任团长）和第六八六团（李天佑任团长），原驻关中分区红一军团第一师（驻新宁县罗川乡）、第二师（驻新宁县早胜镇）、第四师（驻新正县底庙镇）完成改编。25日，朱德、彭德怀率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第二战区晋西北抗日前线；整个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约1.5万人，陕北留守部队9千余人，关中留守部队6千余人。9月，中共中央军委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余部9千余人，组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肖劲光任总留守处主任 。10月25日，武汉沦陷，侵华日军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停止大规模进攻，国民政府退至西南、西北工业落后地区，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为适应急剧变化的中日政治军事形势，侵华日军改变策略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集中力量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更以攻陷陕西拿下延安和西安，作为粉碎中国抗日意志的致命一击，集中数倍兵力疯狂进攻陕甘宁边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派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和英美帝国主义劝降下，重拾“攘外必先安内”论调，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两面政策 ，对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陕甘宁边区尤甚。代表中国抗日意志中坚的中共中央，其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形势尤为严峻，陕北9千余守军，面对侵华日军数倍兵力的疯狂进攻，要守住300余公里黄河西岸防线；关中6千余守军，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升级的武装摩擦和军事冲突，要守住100余公里关中东部防线。

关中分区地处乔山山脉南端，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县，属国民党陕西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市王益区和印台区）、宜君、中部（今黄陵）6县和甘肃省正宁、宁县2县小部平原和大部山区，面积7千余平方公里，为北宽南窄狭长囊形地带，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东西南三面与之接壤 ：东临咸（阳）榆（林）大道；西接西（安）兰（州）公路；南接素有“八百里秦川”的大关中，近陇海铁路，距国民党陕西省首府西安仅100余华里；关中分区北上延安，需取道中部、店头一狭地，陕甘宁边区军民喻其“葫芦把”、 喻关中分区为“宝葫芦”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关中分区成为陕甘宁边军民区南下西安、北上延安的咽喉要道，更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圣地延安的南部屏障与军事重镇，也因此成为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封锁、摩擦最久最烈最前沿之地。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军先后四次大规模进犯陕甘宁边区，首当其冲的关中分区在广大军民英勇斗争中三次粉碎国民党阴谋，成功守住了陕甘宁边区南大门。

第一节   反摩擦斗争的序曲

1937年4月，国共和谈取得进展，划国民党统治区旬邑县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八五旅募补（募兵补需）区，商定国共两军同驻旬邑县城分区设防；中共驻军为关中特区独立营营部及所辖两个连，防区为旬邑县城东南部及东、南、北3个城门；国民党驻军为陕西省保安第六团第一营第一、三、四连和旬邑县政府保安大队所属一个分队，防区为旬邑县城西南部 ，土桥镇另驻一个保安队。月内，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八五旅办事处，在旬邑县城成立 ，对外称旬邑县募补处，对内代行中共旬邑县委职权，薛和爽任募补处主任，下辖中共2个区委、9个支部 。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旬邑县募补处随之更名旬邑县八路军办事处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团结御侮谈话，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实现。但国共两党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及部分党员意识的保守，抗日主流下国共矛盾依然存在并不断酝酿，摩擦也日益增多。

张科遇害事件

1938年5月，弃国民党投共产党在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受训战士张科（张动烈），持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护照，从八路军云阳办事处接家眷回关中分区 ，途经旬邑县城被其在乾县时原长官现国民党旬邑县县长李笑然非法抓走。旬邑县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田润芝，闻讯亲访李笑然交涉放人。李笑然当面应允，待其走后，滥用私刑枪杀了张科 。该事件，时称“张科遇害事件”。

田润芝闻讯再次向李笑然交涉，李笑然理短情虚，边调驻土桥保安队集结旬邑县城，边谎报西安行营说“八路军包围县城请令撤退”，妄图驱逐驻旬邑关中分区独立营离开旬邑防区。

月内25日，《新中华报》速将事件原委以《旬邑县长擅行枪毙八路军人员并集中地方部队企图逐当地驻防军队》为题，对外公开并陈情西安行营及军事委员会，请求查办李笑然并撤走集结军队，以避免冲突升级 。为平息事态，李笑然被调离，张中堂接任国民党旬邑县县长。

土桥事件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抽调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组建一一五师留守处，驻国民党统治区泾阳县云阳镇，下设八路军第五残废医院，王群任院长兼政委，医院驻安吴堡；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共陕西省委，驻一一五师留守处并以其名义活动，领导关中和陕南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中共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3月，日军侵占了黄河东岸南起风陵渡、北至大同一线重要渡口 ，炮击黄河西岸河防阵地及潼关并轰炸西安 ；中共中央军委为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武装力量，加强北起府谷、南至宜川的黄河沿线防务，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地方部队统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 。10月25日，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政策重点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敌后根据地，加大炮击黄河西岸河防阵地力度，陕甘宁边区以东黄河防线吃紧，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第五残废医院撤入关中分区。12月15日，抗日荣誉军人学校1700余名伤残学员，在院长王群带领下，进入国民党统治区旬邑县土桥地区，被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团长郭相堂侦知，在土桥镇遭到包围被强扣路条后忍辱驻于城外；18日，国民党旬邑县长张中堂下令，不准向八路军第五残废医院人员卖粮食蔬菜。

1939年1月12日，八路军第五残废医院在粮草断绝后，奉命开向土桥再遭旬邑县保安团包围，荣校谈判代表被扣留（后释放）。豫籍罗新长（独腿）遂带田志芳等赴土桥镇井坳号房中途宿营，群众慑于旬邑县保安团禁借房给八路军第五残废医院而犹豫之际，旬邑县保安团某连赶到堵住村口，罗新长痛陈抗日大义组织学员高唱国共合作抗日歌，该连羞退而去，罗新长等得以入村宿营 。13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张明经，调旬邑、正宁、邠县、淳化等5县保安队300余人及壮丁队500余人集结土桥。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确立“抗日和反共”为中心议题，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为基本方针，并制定出具体办法，国民政府国家政策发生重大改变，政策重心从对外转向对内，开始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路线 。22日，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六团与三原、泾阳两县保安队赶到土桥，国民党邠县保安司令郑伯庸指挥2000余众，包围驻井坳八路军第五残废医院伤病员，鸣枪威胁、殴打侮辱并迫令退出土桥 。习仲勋接获电报，指示王群顾全大局率众撤出土桥 ，避免冲突升级和人员伤亡，在群众帮助下转至坪坊。该事件时称土桥事件。

为此，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致电蒋介石陈述土桥事件经过，严正提出：“一、陕西七区专员张明经、旬邑县长张中堂，驱辱伤兵，违犯国法，应请撤职示惩，以平公愤；二、旬邑、淳化二县，八路军遵令驻防已二年之久．该专员、县长集中进驻之保安队，应请令饬迅速撤退，恢复原状，以便八路军伤员暂住，否则拟请准予移住长武、邠州二县，改划该二县为八路军防地。”蒋介石复电：“肖主任劲光：来电悉。已告陕西省政府制止矣。 ”尽管这是蒋介石搪塞之词，但也表明他不得不承认中共要求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旬邑事件

1939年1月下旬，八路军第五残废医院进驻坪坊，根据上级指示改为八路军抗日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共1600人，王群任校长兼政委，下设秘书、校务、政治、教务4个处和1个警卫连。张宪志任秘书处处长、于桂武任校务处处长、董自强任校务处副处长、陈振西任政治处处长、杨霖任教务处处长；校务处下设管理、卫生两科，何丙文任管理科科长、单克任卫生科科长；管理科下设会计、粮秣、军需3股，王运先任会计股股长、赖光武任粮秣股股长、张俊清任军需股股长；张学良任警卫连连长，陈光全任警卫连指导员，内辖1个30余人的通讯排。全校学员编成3个队和1个疗养所：一队驻坪坊村，叶合寓任一队队长；二队驻湫坡头村，龙须任二队队长，阎耀盖任二队政委；三队驻关家川（今属正宁县），彭某任三队队长。接着，荣校学员自力更生，养病疗伤，发展生产，以自给自足、减轻群众负担，并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

1939年2月，蒋介石调胡宗南部及地方武装30万人，从南西北三面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武装摩擦；国统区则实行法西斯统治，逮捕暗杀中共党员，取缔进步刊物，限制言论自由，监视民众抗日活动，停止民先队、青救会等抗日团体的活动 。

国民党顽固派军事政治手腕并用，加紧反共分裂活动的准备。一面增兵增防强化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驻军力量，一面在与关中分区接壤的淳化、旬邑、宁县、正宁县各市镇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督领保甲训练壮丁，一面增设广布特务机关并加强特务攻势。关中分区外沿驻军，在淳化驻军、旬邑县城驻军、职田驻军、马栏驻军之外，新增陕西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保安队所改编第四保安支队1000余人及驻耀县1个保安旅1500余人，增驻张洪1个中队、小坵1个连110人。关中分区外沿国民党政府军队，特务机关与特务人数激增，陕西省保安第九团建起特务机构，旬邑县政府1个科增为4个科 ，国民党旬邑县武装力量时为1个常备中队、3个保安分队和陕西省保安第六团1个大队。常备中队长是张志修，3个保安分队长分别是姚喜贵、马宏德、郭相堂（旬邑县东关村籍），保安第六团大队长是刘贯生。常备中队、保安分队各辖3个班，刘贯生保安大队辖4个中队。姚喜贵保安分队3个班均驻职田镇；马宏德保安分队3个班均驻张洪镇；郭相堂保安分队，2个班驻土桥镇，郭相堂自带1个班驻旬邑县城西城门；刘贯生保安大队，第一中队驻旬邑县城北门，第二中队驻旬邑县城西门外双槐堡，大队部、第三中队、旬邑县政府同驻旬邑县城隍庙，第四中队驻旬邑县城文庙 。

1939年4月，八路军抗日荣誉军人学校迁驻看花宫 ；下旬，八路军抗日荣誉军人学校采购员陈应通，从云阳后勤部采购物资返回，途经旬邑县甘峪坡被杀身亡。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驻旬邑独立营政委兼中共旬邑县工委武装部长王四海（志丹县人），获讯找到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要求彻查并惩办凶手。国民党旬邑县政府派一名科长率人，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驻旬邑独立营一个排，共同勘验现场。验出陈应通中两枪身亡，弹壳系阎锡山所造冲锋盒子枪专用 ，为刘贯生保安团大队文仁昌中队长所佩戴 ；且有目击群众证明系3名身穿保安团服士兵所为。因此，荣校派校务处副处长董志强带人，向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公开认错、为陈应通开追悼会、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张中堂拒不答应。

1939年5月25日下午，30余名荣校代表再赴国民党旬邑县政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国民党旬邑县政府拒不答应并令驻旬陕西省保安第六团向请愿代表开枪，当场打死荣校代表9名，荣校学员代表被迫应战以手榴弹还击，驻旬邑县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一营闻声参战。张中堂遂请国民党陕西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张明经调邠县保安团围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一营。在延安向中共中央西北局汇报工作的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闻讯赶回马家堡驻地，派分委组织部长张凤岐、宣传部长郭炳坤从速进入旬邑县城，以加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一营的组织领导和政治宣传工作 。荣校请愿代表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一营激战七日七夜后，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八师第八十一团、第八十二团前来增援，王四海接驻马家堡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转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放弃旬邑县城”电令。

未及张凤岐、郭炳坤进入旬邑县城，6月1日晚，王四海、齐渭川率部撤离旬邑县城 ，移往店头村；17名荣校代表，因未接到撤离通知而留在城内。2日，国民党陕西省保安第六团排长何振海，带班长姬德元和13名士兵沿街搜查，发现郭保华家有荣校代表，何振海开枪击毙1人，姬德元掷手榴弹炸死3人，陕西省保安第六团第一大队四中队长王振西（咸阳县渭城乡三义村籍）开枪击毙3人，当场打死7人；接着在一商店，何振海排俘4名荣校代表，何振海击毙1人 。滞留旬邑县城17名荣校代表后5人，陆续被捕押解陕西省保安第六团刘贯生大队。该武装流血事件，史称“五﹒二五” 旬邑惨案，时称“旬邑事件”。

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一营撤至马家堡后，被俘荣校代表惨遭杀害一事，被迫撤出合法旬邑防区的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一营指战员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增兵反击顽固派夺回防区。中共关中分委召开紧急会议，肯定了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一营的自卫反击和苦战精神。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习仲勋，边向上级党政军机关发电报，边深剖反击利害做指战员思想工作，说服他们保持克制以利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并联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张仲良，致信爱国军人国民党陕西省保安第九团团长尤奉山，言其深明大义，请明察实情勿信谣言，以免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尤奉山复信自惭，保证再不进犯中共防区发生摩擦。接着，习仲勋、霍维德、张仲良、尤奉山等在马家堡完成谈判，议定双方停止武装冲突、恢复群众双边往来、无条件释放被俘荣校代表3项内容，两日后荣校被俘学员由荣校代表顺利接回 。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根据中共关中分委报告，结合中共中央精神，急电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及蒋介石、程潜,“查敝军残废兵员，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要求当局派员处理旬邑惨案，并通电全国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残杀抗日伤残人员的反共罪行，赢得全国人民同情和声援 。 国民党当局杀人理亏，迫于舆论压力，处理平息了事态。

1940年3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黄山军委礼堂（今重庆日报老报社大礼堂）召开全国各战区军级以上参谋长会议。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带着臂伤扎着绷带出席会议，被安排最后发言。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称冬季攻势打得不好，系第十八集团军造成。接着，国民党发言代表按事前安排向中共发难，污蔑指责第十八集团军，历数“游而不击，包庇叛军”、“擅任官吏、破坏政府”、“制造摩擦、破坏抗战”、“自印钞票、破坏币制”多项“罪状”，为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寻找借口。5日，叶剑英以《作战与摩擦问题》为题作最后发言，首先汇报第十八集团军战况，举第十八集团军击毙日本蒙疆驻屯军阿部秀规中将等大量事实，粉碎了“游而不击”、“破坏抗战”的种种诬蔑。讲到摩擦时每人30分钟发言时间到，叶剑英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以关中分区“五﹒二五”旬邑流血事件为例 ，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破坏抗战的事实；更以宣读所缴国民党张荫梧勾结日伪军的信件、命令和通报等证据及递交蒋介石验看，揭露了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进攻第十八集团军的罪行。叶剑英《作战与摩擦问题》90分钟正义发言 ，引起会场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将领纷纷起立致敬，中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赢得广泛同情，成功阻止蒋介石立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叶剑英收获极大尊敬获誉“叶公（黄山）舌战群儒” 。

第二节   制定反摩擦方略

擅杀张科事件、土桥驱伤兵事件、“五﹒二五”旬邑血案的接连发生，结束了国共两党两军关中摩擦的序曲，拉开了国民党顽固派与关中分区军民磨擦反磨擦斗争的大幕。

1939年6月，柯仲平率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进入新正县三区（阳坡头区）照庄村，给八路军抗日荣誉军人学校学员慰问演出。演出之际，国民党驻旬邑县职田镇预备第三师补充团一营两个连，以打猎为名突然包围照庄村。荣校师生战士奋起反击掩护剧团转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两个连迅速驰援，最终国民军退回职田镇据点，双方互无伤亡，此为照庄战斗 。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国人民同国民党投降反共分裂活动作斗争。毛泽东首次明确阐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反摩擦，采取“人不犯人，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自卫原则。9月上旬，中共关中分委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会议决定以关中分区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人不犯人，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原则进行反顽斗争，守好陕甘宁边区南大门 。

1940年1月21日，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习仲勋，署名向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了题为《关于关中分区的反摩擦问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关中分区面临的形势，详细报告了国民政府对关中分区的军事准备情况，深入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尚未大举进攻的原因，提出了关中分区当前的中心工作和反摩擦斗争的策略与方案：中心工作是巩固扩大自己，动员群众并加强锄奸保卫 ；反摩擦斗争策略：一是坚持统战坚持抗战，二是反磨擦以政治进攻为主、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基本准则在自卫原则下积极备战，三是反击以打垮反动基础及扶植进步力量为标准。

此时国共两党所控关中据点犬齿交错，国民党控制着大据点，中共控制着小据点。如：对应新正县湫坡头有旬邑县太峪镇，对应新正县底庙镇有邠县永乐镇，对应新正县湫头镇有正宁县寺村堡，对应新正县刘家店有中部县马栏镇，对应新正县马家堡有旬邑县职田镇仅隔半里；对应赤水县马家庄，对方旬邑县土桥镇仅距5里，淳化县通润镇仅距20里；对应淳耀县安社，北临照金镇、南接铜川小坵、东界铜川柳林镇，对方淳化县方里镇相距不过15里；对应新宁县，宁县盘克、平子、早胜环抱相对 。国共两党新宁战局已有时日 ，关中分区已濒临战争边缘。

第三节   反摩擦自卫战

1940年1月至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起三次反共高潮，尽管重心在皖南，驻陕胡宗南部欲先取关中再下延安，关中分区军事摩擦遂有增无减不断升级。1940年间，仅国民党旬邑县府，就耗资46888615元，建碉堡线140余里，北起界正宁的职田镇文家川，南讫界邠县的土桥镇苏村、柳峪，有反共堡垒190余座 。中共关中分委领导关中军民科学自卫反击，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成功守卫了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保卫了延安党中央。仅关中分区腹地新正县周边，重要战斗就有十几起。

甘坡夜袭战

1940年2月，国民党再次增兵关中分区沿线进行封锁，驻旬邑县陕西省保安第九团扩编为陕西省保安第三旅开展集训，配有迫击炮、重机枪的新编中央预备师7个团分驻旬邑、邠县、长武等地修建碉堡线，陕西省保安第四支队接替第九团一部驻进淳化。14日21时、15日16时，驻职田镇顽固派数十人进入马家堡北门外涝池畔，经中共哨兵抗议制止后返回。15、16两日，店头进驻一个营又一个机枪连兵力 。月内，驻清水塬郝村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第二营，侦知胡宗南部旬邑驻军城南新建甘坡嘴碉堡仅一个班12人防守，遂派两个连破袭，李开贵连负责拔碉，张占云（邠县籍） 连预备阻援。李开贵命本部一个排阻止援军，一个排主攻甘坡嘴碉堡，3人组成一个突击组。夜15时许，突击组战士摸入壕沟爬上碉堡，从枪眼扔进炸弹炸死11人，半小时结束战斗，己方零伤亡，缴新式步枪12支，拔碉堡1座 。

马家堡保卫战

1940年3月31日下午，马家堡关中分区反汪拥蒋大会召开中途，国民党驻旬邑县职田镇预备第三师补充团一营炮轰马家堡，进占新正县四区看花宫 。于是会议取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应战退敌保卫马家堡，当晚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迁驻甘肃省索罗镇 。

新正保卫战

1940年5月8日，陕西省保安第四支队郭相堂、李仰之、苟福堂三个中队，配合国民党预备第三师第八团，兵分三路进攻新正县底庙区，中共武装战后撤走，底庙易手，李树铭保安团100余人进驻东牛村。16日，新正县湫坡头区（四区）照庄、景家村，16时失手，夜晚夺回。18日，新正县湫坡头区全境失手。19日11时，正宁县保安队200人，配合国民党驻山河镇两营兵力，进攻新正县湫头区，新正县西坡村、齐家庄等失手；下午国民党职田镇驻军炮击马家堡，炸死驻军通讯员1名，炸伤群众6人 。20日，新正县失地激增，新正县第三区阳坡头区第七乡小峪子和第八乡马家堡失手，第四区湫坡头区和第六区底庙区全境易手；鉴于顽军步步紧逼、武装挑衅频繁、固守马家堡已不利反摩擦斗争，中共关中分委决定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及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师生撤出马家堡移驻长舌头 。

马栏进击战

1940年5月21日，关中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牛书申率部冲出重围 ，奉命进击马栏、转角、柳林、庙湾，去打通关中去延安的通道；国民党马栏镇据点，时驻焦坪保安旅两个连（一个机枪连和第七连）200余人，外加地方警察共300余人。关中保安司令部第八团和第三团第二营、第三营，兵分3路进击马栏；一路经芋子沟下南梁，一路绕药王山下南梁，一路顺川入街东，东南北三面进攻马栏城。关中保安司令部独立三营营长吴志升，率本部300余人，出刘家店驻油坊沟，拦截驻马栏国民军的援军。战斗打响后，驻岘庄国民军一个营300余人赶来救援，行至转角与关中保安司令部独立三营及马栏游击队侦察兵交火，独立三营后续部队绕马儿沟抄其后路架起重机枪设伏，马栏游击队侦察部队边打边退诱救援国民军进入伏击圈，成功将其击溃，逃走1个排，俘100余人，缴200余枪 。激战1小时许马栏城破，除击毙者及驻马栏以西焦坪保安旅第七连少部逃掉外悉数被俘，计100余人枪。

井村歼灭战

1940年6月8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七区保安第四支队第九中队长郭相堂率部，配合淳化县保安大队队长李仰之部侵占了赤水县井村 。中旬，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经刘家店短暂休整，进驻阳坡头，以此为首府领导全分区革命斗争。14日至17日，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经4昼夜战斗，俘李仰之等150余人，毙分队长马宏德等32人 ，消灭了进占赤水县井村的郭相堂、李仰之部。郭相堂逃回旬邑后，重新组织起100余人队伍，驻旬邑县职田镇那坡子村继续抗衡。

东牛村战斗

为打掉嵌入新正县底庙区东牛家坡的李树铭保安团，1940年8月8日（农历7月5日），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第一营营长罗春生、政委王四海，率第二连、第三连、新四连一个排，计400余人，午饭后出长舌头，假装野外实习，经新正县二区（三嘉区）黄柏村进驻康家园。16日下午，营长罗春生下达战斗指令：第二连抬云梯攻城东；第三连抬云梯攻城北；第二连两个排攻城西，一个排防邠县永乐镇国民党援军；第二、三连各抽12人，各组建1个攻城突击组；新四连一个排设伏城南张家沟，防止李树铭保安团逃跑；冒雨夜袭东牛村。行至文家川，雨势转大河水猛涨，营政委王四海骑马涉水开路，战士牵马尾及衣后襟串联过河。17日晨，全营经底庙街兵临东牛村城下，经激战劝降，取得东牛破袭战大捷。保安团长李树铭负伤逃脱，副团长被枪决，俘100余人，打死打伤20多人，缴100余枪；三连七班班长牺牲，第一营共牺牲2人、负伤3人 。

土桥战斗

1940年秋播时分，为加强对赤水县的攻势，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团长郭相堂，率旬邑县保安团200余人，纠集属下第五德才张洪镇支卫队100余人，配合属下李作珍土桥镇支卫队100余人，同驻土桥。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李民全营党生录连（三连）与刘三才所率赤水游击队及保安队配合，兵分三路北东西三面夜攻土桥。党生录连分作两路，一路经小宁南进，一路出底宜庄经土桥西东进；赤水游击队、赤水保安队出中嘴经土桥沟西进。入睡后围城战斗打响，第三次攻城北边率先破城，国民党土桥镇长马瑞林俘后被处决，土桥城防被群众挖到 。

赵家湾追击战

1941年2月2日，赤水县六区（清塬）坡头村主任杜进录，到常家岭催要军需物资途中，发现国民军预备第三师一个营经杜家嘴向清塬进发，遂向驻清塬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独立二营报告，独立二营迅速反击，将该部从赵家湾追到杜家嘴再追到河滩鸡儿嘴，直至其败退进旬邑县城，己方零伤亡 。

神崖沟遭遇战

1941年9月，驻神崖沟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第三团第二营六连，每天派一个排巡逻小峪子保卫群众收秋。驻职田镇国民军暂二旅某营，侦察到六连活动规律，全营凌晨4点设伏小峪子，至天亮未等到六连，返至距神崖沟不足一公里处，不意遭遇六连连长王永万等20余人，被毙副连长1人，死伤20多人，败回职田镇；六连以少胜多，无人员伤亡 。

上下墙战斗

1941年秋后，某日9时，驻职田镇国民军暂二旅，突袭驻长舌头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第三团第二营防地，三团二营避其锋芒暂退后掌村，暂二旅乘势占领长舌头、西原、上墙村、下墙村、孙村、前义阳、后义阳、青村等10余村 。为消灭犯军，15时后，二营六连长王永万率部经后掌村翻沟上塬占领上下墙村城居高临下攻其侧后，二营七连接着赶到上下墙村断后路进行截击。暂二旅无心恋战，败回职田镇，伤亡50余人；三团二营伤10余人，长舌头等10余村全部收复 。

那坡子战斗

1941年冬，关中保安司令部独立二营命令，七连长王青殿率部歼灭驻那坡子郭相堂部，六连长王永万率部开赴那坡子与职田镇之间以牵制职田、店头国民党驻军，五连作预备队随营部行动。夜10时兵抵小原子村休息，凌晨2时翻沟上塬，凌晨4时许兵抵那坡子，接着王青殿七连攻入那坡子村，郭相堂部大部跳沟逃向店头，郭相堂趁乱藏于水井得以逃走，独立二营取得完胜，缴步枪80余支、重机枪1挺，俘数人 。年底，中共陕西省委、中共关中分委共同迁驻新正县马栏镇 ，领导陕西及关中革命。

范家塬夜袭战

1942年冬，驻旬邑县城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三师一个营，进占范家塬筑起一个大碉堡，与崔家河细岘子碉堡遥相呼应，严重威胁赤水县清塬区。驻马栏镇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命令第三团副团长孙光率第一营、第二营，采用夜袭打掉国民军范家塬据点 。于是孙光进行战前动员，组建起200人突击队，突击队人手一矛，赤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振喜送羊犒军，杏树湾驻地区乡群众争相犒军 。入夜后，民兵带路，突击队绕连家河侧后一条小路，摸进驻范家塬国民军帐内，一举矛杀国民军大半，后续部队紧随其后展开白刃战和肉搏战，再配合堡外攻击，迅速拔掉了国民军范家塬碉堡，逃走少许，毙其大部，俘20多人，缴迫击炮3门、其它军资若干。

1943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合署办公，并为中共关中地委，机关仍驻新正县马栏镇 ，关中革命进入地委领导时期。

第十七章   关中分区的经济建设

1937年9月23日，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实现。10月，关中分区成立。自此到1942年12月，关中军民在中共关中分委领导下，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既共同抗日又封锁摩擦的相对和平环境中，建设和繁荣分区经济。1943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合署办公，中共关中地委从此领导关中军民走上新的经济建设征程。

第一节 继续推进土地改革

关中分区成立时，原关中特区土地改革已初具成效，所辖县分为已进行土地革命的老区和未进行土地革命的新区两类。未进行土地革命的新区，为西安事变后新开辟区域，系关中分区少部。即抗战初期，关中分区大部进行了土地革命。已土地革命的老区，以土地分配程度分为分地彻底、分地不彻底、分区边缘地带三类。分地彻底的老区，约占三分之一，既有苏区土地法，又扎实分了地，所分地还确了地权、作了政府备案、插了地标定界。分地不彻底的老区，受战争动荡影响，要么是分地未确权、未备案、未定界，要么是地处偏远无人认种，要么是无分地操作过程，要么是中小地主免于被分地。分区边缘地区，因慑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威力，留守地主豪绅不向佃户收地租，内战时期建立了红色政权且西安事变前3年地主未收地租者也属此列。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暂停了土地革命，关中分区边缘区域地主复辟现象进而抬头，使该地本不明确的农民地权日益受到威胁；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后，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逃离苏区的部分地主富农，返回家乡要求抗日民主政府分给土地维持生计，共同将土地改革再次提上议事日程。鉴于此，1937年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土地所有权证条例》，决定进行土地登记，颁发土地所有权证，废止之前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契约，以法律形式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扞卫土地革命成果。因抗日初期诸事影响，土地所有权证申请、登记、发放延至1938年4月正式开始。

土地登记伊始，国民党顽固派煽动地主反攻倒算，强迫农民交还分得的土地、房屋、牲畜，强迫欠债户交还被废债务，唆使地主利用土地登记机会夺回土地。鉴于此，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宣布：国内和平开始时，陕甘宁边区辖域内，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及被废除债务，边区政府为保护人民既得利益计，一律不准擅自变更；对抗战期间，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肆意捣乱、勾引煽惑、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同年6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作出《关于边区土地、房屋、森林、农具、牲畜和债务纠纷问题的处理决定》，兼顾农民地权和返乡逃亡地主生计，适应了合作抗日农民地主两大对立阶级团结的需要。两个文件一并成为关中分区推进土地改革、打击地主复辟的指导性文件。据此为指导，中共关中分委领导全分区各级组织，以土地登记和土地所有权证发放为重点，1938年底基本完成关中分区土地登记工作，进一步扞卫了土地革命成果、保卫了多数农民切身利益、斗争了国民党顽固派与地主复辟势力。

拘于部分农民土地登记意识不强、国民党顽固派摩擦干扰、复辟地主威胁利诱等主客观因素制约，关中分区本轮土地登记未能全面完成，土地租佃纠纷仍然存在并出现新特征。一是天灾人祸等诱因使土地所有权在部分农户间流转，改变了地权，出现了质别与旧地租关系的新土地租佃现象。二是少数地主富农趁国共摩擦强占已分给农民的土地，使农民少地无地现象重新出现。鉴于此，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土地条例》，推进新一轮土地改革，进一步规范老根据地农民地权并保障其土地权益。

《土地条例》规定：施行土地私有制，人民经分配所得土地，为其私人所有。土地改革前旧土地关系，一律废止。凡土地改革后分得土地之人，须持有分地证或土地登记证。凡边区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者，对其土地享有完全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凡过去宣布没收而未经分配的土地，作为公地，边区政府对其享有支配权。公共水道、天然湖泽、交通道路、矿产地、盐地不为私人所有。卖国者土地罚没作为公地。土地须经申请登记。土地使用以土地私有制与合法契约合同为根据。因公共或军事需要征收人民土地时，政府须按实际情况，兑换土地或兑成地款。逃门闭户无人继承的土地，由乡政府土地委员会呈报县政府处理。土地纠纷未解决之前，管理权属耕者所有，强行收租或阻止耕种者，则酌情予以惩处。用欺骗威胁手段强占他人土地者，一经查实则依法制裁。不依法登记土地或私自转移土地所有权，被人告发经查证属实者，政府将予以处罚。

中共关中分委认真贯彻《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关中分区农民地权进一步巩固，区内少数民族地权也得到很好保障。1940年统计数字显示：关中分区首府县新正县一区（湫头区）一乡回民聚居区，富农及中农共5家，分地2.5％；土着贫雇农，分地42.6％；抗战后迁入户，分地2.3％；抗战后迁入户，借种政府公田45.5％；政府不及解决土地的近期迁入户，伙种地6．7％。即该回民乡群众，47.4％拥有耕地、45.5％种着公地基本不交租、6. 7％与人伙种受着剥削、0．4％没有耕地，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消灭了地租剥削。

结合实践和调研，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1年颁布《关中调整土地暂行办法》规定土地分配彻底地区，基本政策是保护农民既得利益，对地主分给可保障自力自给必需土地以事耕种并保证生活；土地分配不彻底的地区，基本政策是保障农民既得利益，地权农民所有，兼顾地主生活；三年未收租地区，地权也为农民所有，进一步巩固了土地改革成果 。

第二节   扎实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西安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取代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调动中国各阶层人民抗日积极性，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政策改变。国共第二次合作协商缔结过程中，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发出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转变为减租减息政策的信号。据此精神，中共关中分委领导分区各级组织，启动减租减息政策宣传。

该时期关中分区西安事变后所开新区，地租关系主要分租种、伙种两类。租种类分定租（死租）、包山租、活租（分租、指地分粮）三种。定租，租额由租佃双方议定的单位面积租金率（租额基准）与土地面积乘积决定，与收成丰歉无关，是关中分区最主要的租佃形式；租额各县差别大，高差30%，中差15—20％，低差5—6％；租额基准主要依据土地质量和收获量，土地肥沃收获量大租额就高。包山租，关中分区多见于地广人稀的桥山山区，通常以一架山为计量单位，议定租额基准，土地面积不定，地主给佃户划出山头，据山数量算出年租金，租额一般不高。活租，租佃双方按当年收成好坏约定分成比例及当年租额，租额不以土地面积计量逐年动态变化，只存在关中分区局地。伙种类分伙种、安庄稼两种。伙种，关中分区未进行土地革命区乡都有，特点是租户只出生产资料，佃户出劳力，一般按租四佃六一次性分配收益的租佃关系。安庄稼（安伙子），特点是租户既出生产资料还预借生活资料给佃户，佃户出劳力，收获后租佃双方先按协议分成比例（一般对半）分配收成，佃户再把预借生活资料折价或以实物还给租户。此外，该时期关中分区西安事变后所开新区，还有雇工、佃当、奉牛羊、赘押、高利贷等封建剥削形式，制约关中分区解放发展生产力 。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闭幕，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确定下来。据此，中共关中分委领导分区各级组织，深入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在与国民党合作与摩擦中，一边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妥善推进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落实，兼顾抗战各阶层利益前提下，进一步削弱分区封建剥削关系残余，调整各阶层利益关系，推动关中分区向前发展。

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激进有利广大抗日群众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并改善人民生活；已经济改革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未经济改革的，必须毫不犹豫立即实行。对此，中共关中分委提出对半减租原则，在摩擦反磨擦斗争间隙，关中分区部分实施减租减息政策。碍于国民党顽固派不停骚扰破坏使关中分区人民未能真正发动起来，关中分区减租减息运动被迫采用行政手法包办代替，实施不够平衡、不够彻底，辖县普遍存在租额暗不减及佃权无保障现象，甚至出现地主收回土地现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减轻前线压力，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中国抗战进入异常艰苦阶段，进一步调动中国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更为迫切。为此，194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基础上，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明确规定减租减息方针政策和具体执行方法，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据此精神，1942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要求政府权力运用、广泛发动群众紧密结合，以减租为中心，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关中分区各级组织迅速行动并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减租保地会等农民组织，经过调研实情、宣传教育、清算减租退租、勾账换约4个阶段，把减租减息斗争引导成集体性群众运动，在各县区乡蓬勃开展起来。

关中分区该轮减租减息的阶段重点是清算减租退租和勾账换约。清算，是在搞清佃户与地主租佃关系后，依据土地承租种类、原租额、政府强制减租率，算出应减租额、应交租额，再据政府规定予以多退少补；做法是先开租佃会议，租佃双方到场讲清各自交收租状况，然后清算1940年后多交多收租额，最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布清算结果当场退租，准揭发抗拒减租地主分子，一经查实给予处罚。勾账，是废除1939年前的一切陈账欠租旧债。换约，是作废一切旧契约，以《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规定重签新约，写明注清租佃双方土地数量、租种、租额、租期，租佃双方当事人、证明人共同签字画押，租佃双方各持一份作凭证保存。减租，是减交1940年后欠租。退租，是1940年后租额已足交的，地主退还应减份额。1940年后租额未足交的，差额作欠债，佃户今后适时补交；1940年后租额未交的，以应交租额为欠债，佃户适时交足。

关中分区本轮减租减息，新正县双龙区208家佃户减租106石减租率达62％，淳耀县换约953户、勾欠退租1535石，赤水县勾灾退租1280石，赤水县五区（丰泉）六乡佃农陈三冬等少数不理解不支持减租减息的佃农最后经引导也都自愿地交了租，使关中分区大多数佃农都具备了按减租后租额交租的能力并自愿交了租，许多佃户因此转成自耕农提高了经济地位 ，农村阶级关系随之改变。

关中分区本轮减租减息，灵活运用了团结又斗争地主的政策，避免了一刀切消灭地租经济的过激行为，使减租减息额处在地主和农民都可接受范围内，维护了全面抗战团结的需要，逃离分区地主陆续重返家乡，开明绅士被选入分区各级参议会为抗战贡献智慧力量，取得了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发展分区生产力、削弱分区地租经济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等多项胜利。

第三节   多措并举抓生产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保障八路军军饷供应，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军饷。

1937年9月至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财政主要依赖外援，取敌之资（夺取侵华日军辎重粮秣资财及没收汉奸国贼财产充作抗战经费）占少数，国民政府军饷拨款及中共在国内外所筹捐款占多数为51.69%至85.79%均约70%，国民政府军饷1640万元，国内外进步人士捐款812万元。国民政府拨付八路军军饷月供63万元，以协议3个师4.5万人计，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大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全部军饷。此间八路军军饷每年略有小减，年均约领400万元（时1法币兑1银元） 。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转变对华政策，政治诱降国民党，集中兵力经济封锁并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国民政府军正面战场会战的接连失利，致使中国国内抗日悲观情绪发酵、国民党积极抗日政策动摇。12月12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作报告，号召“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克服经济困难；20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抗日根据地“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政策转向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和消极抗日。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围堵封锁抗日根据地进行挑衅摩擦；抗日根据地本就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加之自然灾害、内忧外患、抗日消耗、日常生产生活消费，于是面临严重困难局面。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抗日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

开荒拓耕

发展经济是解决陕甘宁边区和关中分区经济财政困难的最根本途径。 为扭转眼前不利状况，有力支援前线、支持抗战，有效提高生产并改善生活，中共关中分委针对关中分区人少、面积大、待垦荒地多这一现实情况，响应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将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成立关中分区生产委员会，以开荒拓耕为标志，组织党政军民学积极行动向荒山开战，垦荒地、辟新田，掀起开荒热潮。

关中分区警一旅和喊出“背枪上战场，禾锄到田庄”口号，整田开荒，发展畜牧业，组织机关干部纺线织布。部队首长以身作则，订出生产节约计划。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关中警备司令部政委张德生变工种粮18亩、种菜2亩、种棉5分、种烟叶若干，计划纺5斤毛线、收30斤烟叶、交3担细粮作公粮。警一旅旅长文年生和副政委晏福生等与警卫员变工种粮种菜70亩，收菜大部分交公。分区部队首长们厉行节约，每人节省棉衣、衬衣、单衣各1件，公发的毛巾、肥皂、鞋袜、保健费等则弃领。1943年，关中分区部队一年开荒种粮350余亩，并养猪羊鸡等各式畜禽，养羊100多只，坚持10天1羊、半月一猪，给开荒战士改善生活，激发开荒积极性 。

关中师范师生积极投身大生产开荒、种地、纺线、修水磨等，人均种2亩地。以班为单位组织在中嘴村一带开荒，组织劳动竞赛，低龄学生轮流帮灶下沟抬水，任宏才1天开荒1.45亩，获誉关师“气死牛”，成为全校师生学习榜样。开荒当年，关师就改变了先前顿顿吃小米刚子（关中方言）、中午无馍吃的状况，实现了每天有馍吃、每周有豆腐、每月可以吃一两次肉，白菜、萝卜、土豆等成为常见菜 。

关中分区经过开荒拓耕为标志的大生产运动，经济状况取得极大改善。截至1942年上半年，清塬区一乡（郭家掌）共开荒3200亩，年增产粮食20余万斤；关中分区首府马栏共开荒8100余亩。1943年，关中分区党政干部开荒1987亩、年增产粮食433石，部队开荒3.2万亩、年增产粮食3300石，群众开荒11.39万亩、年增产粮食1.84万石 。截至1944年，关中分区共开荒36.28万亩，分区机关垦荒4558亩，淳耀县机关垦荒1654亩，赤水县机关垦荒1594亩，新宁县机关垦荒1792亩，新正县机关垦荒5875亩，学校垦荒8000亩，群众垦荒31万余亩。西牛庄垦荒办农场，仅年增粮食80余石一项，就使西牛庄基本达到粮食自给。新正县三区阳坡头村36户村民，经过开荒， 15户贫农达到中农水平，3户雇农接近了中农水平。

开办合作社

毛泽东把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称为合作社，指出合作社是边区在经济上组织群众最重要的形式。关中分区的合作社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至1942年，为摸索阶段，多为官办消费合作社。新正、赤水、新宁先后办起合作社。1938年，新正县5个区经群众集股各办消费合作社一处，入社群众2321人，自集股金4003边币，区政府注入部分股金。社员在合作社购物付价95%，非社员在合作社购物也比市场便宜。合作社盈余，社员按持股分红。赤水县还成立了工人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作社办有纺织厂和工厂。

第二阶段，1942年12月至1944年6月，关中分区各县合作社走上正轨，方针转向发展生产为主，并进行了必要改革。赤水县合并区合作社与纺织厂，资金集于县联社统一分配，重新整理股票登记社员；新正县整顿生产消费合作社，股金增至370余万元，当年实现纯利200万元、库存折价240余万元、公积金240多万元，有1000万元生产基金。

第三阶段，1944年7月至抗战胜利，关中分区整顿合作社，进行整理股金、补发股票、补送红利。1944年底，关中分区合作社发展到24个，有社员1.38万人、股金2080万元（边币） 。

关中分区合作社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支援工农业生产、方便群众购销、活跃市场、稳定物价起了重要作用，极大促进了关中分区经济的发展。

发展劳动互助组织

抗战时期，为解放发展生产力，中共关中分委团结带领分区人民，发展劳动互助组织，加强农民生产协作关系，有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变工队”、“请牛会”、“伙种队”、“唐将班子”等为分区当时劳动互助组织的主要类型。“变工队”，又叫“换工队”，特点是以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来达到调剂劳动力、满足生产需要的目的；参加变工队的农民，以个人劳力或自家畜力，轮流或集体给参加变工队各家耕种；结算时，一工抵一工；多出的人工或畜工，由少出工的一方补给工钱。“扎工队”，一般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外，主要是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唐将班子”，一般有班头、领班、书班，主要分全卖工、半卖工、半买工、完全变工四种形式。

陕甘宁边区各分区中，关中分区参加劳动互助合作组织的劳动力比例最高，达36％。当时劳动互助组织劳力生产率，一般比无组织农民劳动生产率高出50％。1943年春，同宜耀县唐将班子134个，参加劳力1504人，占全县劳力63%；淳耀县搭工组织193个。同年，关中分区各级组织，坚持群众自愿原则，加强组织领导，引导劳动互助组织进入自觉发展阶段，向数量质量相结合发展。变工组织由单纯农业生产，发展到拦洪漫地、兴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和盐运、拥军支前等新领域，并引入文化教育内容。新正县别岭村、淳耀县白塬村，对动员在外抬担架者，在外一天计工一个；军属无劳力者，地由代拉代耕队代为耕种，其公粮由变工队统一轮流打碾入仓。淳耀县白塬村村主任石明德，集中全村驮运牲口组成运输队，抽出一两个劳动力专职运盐，采取变工队运盐方式，解决了运盐人农业生产上的后顾之忧，创新并发展了劳动互助组织。同宜耀县后殿村的唐将班子等劳动互助组织还在休息时，引入了读报、教唱新秧歌的文化内容。

1943年11月1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关中分区劳动互助组织新气象，指出集体修埝新变化。同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招待会上作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对农民劳动互助组织作了充分肯定。毛泽东指出：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农民穷苦的原因；克服的唯一办法，是逐渐集体化；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合作社目前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每个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全体党员学会组织群众劳动的本领，是我党领导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条件。习仲勋郑重指出，关中分区近年生产成就，劳动互助组织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同期，关中分区劳动互助组织普遍建立，出现质和量双丰收，涌现出淳耀县白塬村变工队、同宜耀县后殿村唐将班子等一批闻名陕甘宁边区、形式多样的模范劳动互助合作组织。

妥善安置移难民

抗战期间，河南、山东、安徽、四川、山西等省贫苦农民，因不堪日寇蹂躏，或不堪国民党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大批逃往陕甘宁边区避难，大量涌入关中分区。

为妥善安置移难民，保证其正常生产生活，利用好流入生产力，1942年12月，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定了关中分区移难民暂行办法，指导各县区成立移难民管理委员会，划出移民区有序安置流入的移难民，组织引导其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解决生计问题。

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优待移民条例》，推进边区移难民安置工作。《条例》规定：凡陕甘宁边区以外，原居住地生产条件恶劣或天灾人祸原因影响致使生活困难无法自食者，与不堪忍受敌人压迫而进入边区的沦陷区人民，及边区内部地少人多群众愿移入垦区者，统称为移难民。凡开垦公荒的移难民，三年免交公粮；凡开垦私荒的移难民，三年免交地租；凡开垦公荒和私荒的移难民，前三年的义务劳动予以全免或酌减。移难民不论阶级、民族、职业差别，一律平等享受上述优待政策。

中共关中分委结合《优待移民条例》，创造性指导分区各级政府开展移难民工作。对移难民居住问题，分区采取发动老户代为移难民修旧窑、打新窑或腾让富余窑洞、房子的办法予以解决；对移难民口粮问题，分区采用政府无息借贷、老户低利借给、移难民开荒者多开多借、劝募救济四种方式予以解决。移难民开公荒地，谁开的归谁，并发给土地所有权证，三年免缴公粮；移难民开私荒地，开地者有权使用该地，并发给土地使用证，三年免交地租。此外，关中分区通过向移难民发放农贷，帮助移难民解决了农具、籽种等具体生产困难。

关中分区移难民安置工作成绩喜人。仅1943年，关中分区妥善安置移难民4000余户、1.2万余人，移民开荒3.87万亩 ，赤水县移难民开荒1000余亩，动员帮助移难民开春荒劳力2000余人；分区首府马栏安置移难民250户。新正县1941年到1943年5月，安置移民1264户4357人，占到全县人口21.4%，马栏安置移民最多。马栏住户1940年前334户，1944年增至1250户，同比增加近3倍。赤水县出现了移民劳动英雄冯云鹏。冯云鹏在所在乡创办粮食合作社，筹粮后向本乡117户移难民400余人借贷发放，待移难民收获后再据自身能力逐年归还。其合作方式，后在陕甘宁边区得到了推广。

发展工商经济

关中分区大生产，农业大发展的同时，工商业也取得很大进步。新正县完成救国公粮3896石、超额26石，完成公草265494斤、超额3737斤；群众自愿卖给余粮8000石，购进建设公债7.72万元、超额计划1200元。分区碳业公司、铁厂、纸厂、纺织厂等企业相继建立。分区纺织业，出现纺织女工1.21万人、纺车8522架规模，年纺衣料可满足全分区63%人口消费需求。1942年，新正县大胆创新，在纺织厂和消费合作社基础上，成立消费生产合作社，下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持股21万元（县政府投股5万元，群众投股16万元），年纺纱454斤、织布915丈，解决了分区33%人口穿衣问题。分区私营商业日益繁荣，仅柳林、长舌头、马栏、湫坡头4地就新增商店58处。同宜耀县衣食村还开了私营煤矿，共有矿井25口，其中9口井就年产煤炭1255万斤。

开展劳模运动

关中分区大生产特色是先进示范与后进改造相结合，深入开展劳模运动。

1940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军事经济封锁、国统区难民大量流入、关中分区经济内外交困、天灾致青黄不接群众缺粮断炊背景下，新正县阳坡头区一乡雷庄村村长中共党员张清益，发动本村群众首办“义仓”，创办“义仓田”，获社会好评。义仓，特指集体开荒种地，收粮储备起来，灾荒时以微利借给缺粮群众，带救济性质，有备灾备荒济贫救急及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之功效。义仓粮，出借只在青黄不接时，秋后一概不借，不从事生产者不借；义仓田开垦者借义仓粮年利10%，非义仓田开垦者借义仓粮年利30%；借义仓粮者，丰年本利一并还清，歉年还本欠利，荒年本利缓交 。张清益创办义仓，引起中共新正县委和中共关中分委重视与支持，“义仓田”遂在关中分区全面推广，群众性义仓运动迅速展开。1943年，新正县新开义仓田1100多亩，产粮21.8万余斤，1944年新开义仓田1060多亩，关中分区因义仓获益良多，义仓创办人张清益因此被授予“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

1943年，关中分区掀起劳模运动。关中分区出现义仓模范张清益、模范仓库主任赵澄玉、模范纺织合作社主任贾恒春（陈家楼）、模范班头石明德（白原村）、模范抗日军属张荏英、拥军模范郭自力、模范治安保卫工作者焦自兴、劳动英雄赵澄璧、移民英雄薛金荣（新正县）、冯云鹏（赤水县）、段生珍（段家堡）等劳动模范。关中分区1944年春耕动员会和秋收总结会，对劳模李学义等人进行了表彰，评县级劳模57名、乡级劳模213名，40多名劳模代表关中分区出席了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新正县张清益、赵澄璧获得特等奖边币8万元，薛金荣获得甲等奖边币5万元，赵澄玉获得乙等奖边币3万元 。

关中分区深入开展劳模运动的同时，积极对农村吸大烟、赌博、串门子、招野汉、偷盗、拨弄是非、宣传迷信、敲诈财产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进行教育改造，大多被胜利改造成新生产者。仅清原区一乡（郭家掌），就成功改造了任开通、杜育娃等8人。1941年，关中分区“二流子” 50%以上得到改造；1943初，关中分区“二流子” 86%以上得到改造；1943年底，关中分区“二流子”改造接近100% 。关中分区劳动力得到优化，财政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社会秩序更加稳定，社会风气日益文明。

在中共关中分委（地委）正确领导下，全体关中分区人民和衷共济、多措并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力促进了关中经济大发展。经此，关中分区人民基本实现了丰衣足食，农业为主体、公私营经济与合作社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在关中分区初步形成，崇尚劳动、纯洁文明的社会氛围日渐浓郁。

第十八章   关中分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时，所剩红军干部不足4万，短期内培养出大批革命干部，成为关系全党大局的重大问题。抗战初期，关中分区文化教育整体落后，私学村小少，完小无一所，更无高等学校，堪称“文化荒漠”，严重制约民众觉醒、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进程。鉴于此，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关中分委，边发展生产支持抗战解决民生，边团结统战对象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分裂图谋，边大力发展教育为革命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及智力支持，各类学校雨后春笋般出现，革命建设人才不断涌现，全区科学文化水平迅速提升，有力支持了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节   革命干校的探索设计和发展

中共关中组织历来重视革命干部的教育培训。习仲勋1934年开辟南梁根据地时，常抓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汇报，10月在南梁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对革命干部进行集中教育培训 。习仲勋1936年主政关中后，区内干部教育培训不断得到加强，干部马列主义修养和知识境界得到持续提升。转入抗战初期，越来越多的革命志士奔向延安进入关中分区，他们思想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与推进抗日战争、实现民族解放不相适应，对关中分区干部思想是强烈冲击，于是干部教育培训重要性再次凸显。

关中分区革命干部教育培训制度的形成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学习竞赛号召，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建立干部学习教育制度，将在职干部工作学习相结合并制度化。当年冬，中共关中分委选派50余名干部赴陕北公学工农训练班参加学习。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作出具体规定。5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干部教育运动动员大会，中共关中分委成立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中分区在职干部教育有了正式专职组织。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内干部教育的决议》规定：边区内凡不识字的各级党政干部一律参加识字组，务期于1940年内消灭文盲，达到每人至少识1000字；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干部的学习，建立学习制度，制定学习计划；有计划地抽调在职干部到边区党校、中央党校等处学习；各分区直属县委每年开办乡级干部训练班两次。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各类干部学习的课程和制度。3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为保证在职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出实效，中共关中分委遂结合上述决议指示及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精神，对关中分区在职干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组织形式、学期、考试、奖惩制度等作出具体安排 。

关中分区在职干部教育，以文化为主，主要内容分为业务、政治、文化、理论。业务教育，主要是学习与工作有关的政策法令及本部门工作史实与科技。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突出学习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政策、法令、决定。文化教育，以干部文化程度分高中初三级进行，课程分国文、算术、历史、自然、社会常识及课外读物。理论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革命基本理论，根据需要选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着作。关中分区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创新教育方式，据干部文化程度选定甲乙丙丁四类课程由其选学，实行日学两小时制度。

关中分区革命干校的发展

抗战时期，关中分区革命干校建设与发展，主要表现为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旬邑分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抗日荣誉军人学校这4所革命干校的创办与发展。

鲁迅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为培养革命干部并改变陕北文化落后状况，徐特立报请中央创办一所江西中央苏区那样的“列宁师范”学校；30日毛泽东批示以“鲁迅师范”为校名建校，纪念中国文化旗手鲁迅并团结更多人抗日 。2月29日，鲁迅师范学校在延安成立，招生23人，校址设在二道街中央财政部让出的几孔窑洞。不久延安发生粮荒，为招收更多学生，学校迁到延长，徐特立任校长，学生增至8班360人。

1938年3月，侵华日军尽占黄河东岸重要渡口，集中兵力炮击西岸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为守卫黄河右岸防线、保卫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集结兵力坚守河防，大军云集延长粮食告紧，陕甘宁边区政府遂命林迪生任鲁迅师范校长并率众将学校迁往关中分区新正县。4月1日，鲁迅师范迁入新正县马家堡，共10余名教师130多名学生，学生分师范班、预备班共3个班，学制不定。鲁迅师范迁入马家堡后，任务是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师资推动教育事业发展，课程为文化课、军事训练相结合，主要招收陕甘宁边区学生，兼收友区（国民党统治区）学生，招收了5个班500多名学员。8月，为培养高小教师及县区教育行政干部，鲁迅师范新办了高级师范班。

1939年3月，鲁迅师范由马家堡迁驻照庄原陕北公学校址。5月“旬邑事件”后，鲁迅师范部分学生迁往雷庄。7月，鉴于关中分区国共摩擦升级加剧，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鲁迅师范与陕甘宁边区中学并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11月，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迁回延安。

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第四师范迁入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师范并为延安师范。1944年8月，延安师范与延大中学部并为延安中学。为纪念着名教育家陶行知，1946年9月，延安中学更名行知中学。1949年9月，行知中学改名延安中学，延续至今。

鲁迅师范，在马家堡办学16个月培养学生300余人，在成立到撤销两年半时间里，毕业与分配学生1093人，培养出一批优秀师资队伍，为陕甘宁边区文教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鲁迅师范毕业的青年教师，形成了今天边区教育工作中的主力部队，是我们边区教育事业最宝贵的财产”，鲁迅师范无愧抗战初期“为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

陕北公学分校的创办与发展

1937年8月，陕北公学在延安创立，学生多为来自沦陷区的爱国青年。随着抗战形势发展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行为升级，陕北公学求学青年日益增多，革命抗战知识干部需求越来越大，延安生活必需品日益紧张，来延安路上哨卡林立路途凶险，1938年4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组部相继开会，研究决定在关中分区创办陕北公学分校，以扩大革命干部培养并克服面临困难；成仿吾留延安陕北公学总校主持工作，重点办好研究班培养师资；李维汉任分校校长，率延安陕北公学骨干去关中分区创立分校。

1938年5月30日，延安陕北公学赴关中分区建立分校人员分两批启程分赴关中分区。延安陕北公学至此办学两期，共建27个队，培训学员约3000名。首批100多人，先乘车至耀县再步入新正县。李维汉率第二批袁福清、申力生、陈伯村、季凯、何定华、邱春甫、华子扬、吴景直、朱改、张煜、倪淑英、缪文、陈彤等40余人，一路步行全经抗日根据地，过甘泉、鄜县、直罗镇、店头、关门子、阳坡头、职田镇进入看花宫。7月初，分校两批人员安全抵达看花宫，借百姓房屋、桌椅、板凳等物建起分校，教学方针、教学制度、教学组织、课程设置等均沿袭总校。李维汉、申力生、邵式平、周纯全、张然和、袁福清、陈伯村7人组成分校党组，申力生任党委书记兼宣传委员、邵式平任教务部长、周纯全任政治部主任、张然和任政治部副主任、袁福清任校务部长、陈伯村任组织委员，柴树藩任校务副部长、吕光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春任俱乐部主任、席柳溪任合作社主任兼总务科长。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下设区队，区队下设队；分校下设4个区队，区队类似部队营，设区队长、军事副区队长、协理员（类总支书记）；分校接总校编队，从第28队编到第54队。一区队，设驻坪坊，何定华任区队长，季凯任副区队长，廖作华任协理员；二区队驻门家，朱改任区队长，李言任协理员；三区队驻看花宫，申力生兼区队长，赵志萱兼副区队长，吴景直任协理员，该区队全为女学员；四区队驻赵庄，孙力余任区队长，万波任协理员。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陕北公学分校在看花宫举行了开学典礼。

陕北公学分校成立办学后，学生增速极快，教员总显不够。1938年8月，陕北公学开设工农训练班，中共关中分委派50余名干部来此学习；10月，学生由开学时100余名骤增至1700多人。于是，总校何干之、李凡夫、李培之等教员调入分校任教，分校部分区队长兼任教员，分校成立高级队和中国问题、政治经济、哲学等研究室，选拔优秀学员培养师资，充实教师队伍。高级队学制一年，普通队学制四个月，教学坚持理论实践相结合原则，内容以政治文化为主，军事次之。为克服国民党顽固派封锁蚕食关中分区带来的困难，陕北公学分校学员晚上站岗放哨，白天上课之外开荒生产，在何家山开荒2100多亩建起陕公新村，分校合作社自制肥皂草鞋等来实现自给自足。

1938年冬，陕北公学分校响应朱德号召，捐献约5000元款物慰劳了八路军，分校第一批毕业生中1000多人分到晋东南前线抗日。12月3日至9日，陕北公学分校校长李维汉在全校传达讨论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调整授课内容，清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月内，中共中央加强干部教育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任命洛甫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决定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抽调两部赴晋察冀、晋东南建立抗大分校，延安陕北公学总校迁入看花宫与分校余部合并。

1939年1月1日，李维汉离开陕北公学分校，调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陕北公学分校办学经验随后以李维汉《战时干部学校教育》一文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上。月内，周纯全率陕北公学分校1000余人在晋东南长治一带建起抗大一分校，何长工任校长、周纯全任副校长；邵式平率1000多师生在晋察冀灵寿一带建起抗大二分校，陈伯钧任校长、邵式平任副校长；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遂剩下400余名师生，与迁入看花宫的延安陕北公学总校合并为新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申力生任党委书记，江隆基任教务部长，张然和任政治部主任，鲍章建任总务处处长。

新陕北公学，主要任务是办大学部培养行政、民运及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兼办研究部培养专业学者，学制均为一年；附设训练班培养两部外学员，学制四个月。大学部课程为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训练班课程为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念、三民主义、游击战争与政治工作、民众运动。研究部旨在招收大学部毕业生和同等学力外来学生与研究人员深造，后因客观原因搁浅。

1939年5月底旬邑事件后，中共中央命陕北公学北上延安，与延安鲁迅艺术师范（院长周扬）、延安工人学校（校长张浩）、安吴青训班（冯文彬、胡乔木主持）并为华北联合大会，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6月下旬，陕北公学离看花宫迁入延安，结束了在关中分区一年的办学历史。陕北公学办学4年间，共办58个队、培训11000多名学员、培养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布全国各地。陕北公学分校办学1年间，共办31个队，直接裂生出抗大第一、二分校，并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大量革命干部和师资人才，对推进中国革命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7月上旬，华北联合大会整编成立，12日出延安进军晋东南。同年冬，中共中央复办陕北公学，址设延安北门外，史称“后期陕公”，李维汉任校长兼党组书记，接前从第59队起编。1941年8月底，后期陕公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并为延安大学，址设原中国女子大学校址，吴玉章任校长、赵毅敏任副校长，后期陕公办学史正式结束 。解放后，华北联合大会迁入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沿用至今，陕北公学分校以新的身姿继续为社会做出奉献。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的创设与发展

1939年4、5月间，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制造陇东、旬邑、淳化事件，侵占八路军驻防正宁、宁县、镇原、淳化、旬邑5座县城。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以“关中分区是顽固派经常闹摩擦的地区，没有办学所需的和平环境和条件，师生的安全缺乏保障”为由，决定鲁迅师范（简称“鲁师”）迁回延安与陕甘宁边区中学并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否定了习仲勋等留鲁师在关中分区战时环境下坚持办学的主张 。于是关中分区唯一的中等学校鲁师迁出，只剩9所完全小学（简称“完小”）和一些初级小学（简称“初小”），出现了小学毕业生升学难、小学教师培养难的两难局面。

为适应陕甘宁边区文教事业发展要求和解决师资匮乏问题，还击国民党顽固派，1939年9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以“培养地方文教干部和小学师资”为办学宗旨，在三边分区设立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学校，在关中分区设立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派刘端棻、王伯勋、安己未等赴关中分区筹备二师并指导开展冬学教育。

1939年10月，二师开始筹办，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领导成立了二师筹备小组，分区专员霍维德任组长、刘端棻任副组长，边区教育厅特派员师源、分委宣传部部长郭炳坤与副部长高仰云、分区抗敌后援会主任李森、新正县三科（教育科）科长杨辛程、马家堡乡乡长等为成员，刘端棻负责开展筹备工作，王伯勋负责指导分区冬学教育并为二师招生。议定二师承继鲁师校产及其精神，以“白手起家、艰苦办学”为办学方针，址设马家堡西沟畔“鲁师”旧址，与国民党预备第三师驻地职田镇隔沟相对举目可见。接着刘端棻等将从延安带回原鲁师300余册旧图书、1架风琴、1台压面机、3副门扇、40条凳子、3口饭锅、3块黑板搬入校址，利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所拨700元筹建费新置15张桌、100个凳及一些灶具，搭起了学校骨架。同年冬，王伯勋等结合冬学为二师招收了69名学生。

1940年2月底，二师筹备小组决定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下设校务、生活指导、事务3个处，设立校党支部与学生会；对拟入学新生进行测验编级，按现有文化程度编设示范队、预备队各1个，按军事组织编设1个大队；课程根据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师范学校章程开设国文、政治、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科学、教学法、美术、音乐，鉴于战争环境增设军事课、课外报告；课外报告，由二师生活指导处根据学生问题拟定题目，请校内外人专题报告；每周六设为全校“救亡日”，上午为补充课报告，下午为学生会活动。二师教学条件艰苦，仅有算术课本，国文课为选学报刊文章和文学作品选段，军事课请驻地有军事知识经验同志做报告讲授游击战及一般军事常识和群众工作技能；别科均无讲义，由教师自编教纲经教导会讨论通过后，教师据提纲讲，学生随堂记笔记。晚上每窑只能点一盏小油灯，学生只有集体讨论一法来复习 。

1940年3月15日，经过半年筹备，二师在马家堡鲁师旧址召开成立大会正式成立，关中分区从此再次拥有了自己的新型中等师范学校，习仲勋因在延安参加边区党政联席会议未能出席成立大会，刘端棻副校长代表全校师生作了成立致辞暨欢迎答谢词，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和工青妇各界代表莅临祝贺并发表了讲话，驻职田镇国民党预备第三师剑拔弩张扬言进攻边区。鉴此，习仲勋指示二师边报到边建防卫工事，25日二师打起围墙50垛，挖通了通外校外的安全孔道。30日，关中分区各界在马家堡召开讨汪大会，声讨亲日派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伪政权的罪行，民众剧团演出新编剧《三岔口》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时，国民党预备第三师自职田镇城楼枪击马家堡集会人群迫使休会，二师师生返校途中遭沟对面顽军机枪扫射在掩体掩护下免受损伤，习仲勋等分委领导虑及师生安全，遂指示二师即可转去新正县二区三嘉塬索罗村（今甘肃省正宁县）。

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的重重封锁与不断摩擦中，习仲勋不忘肩负二师校长职责，高度重视支持二师发展和师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巩固学校、保卫关中”口号，要求刘端棻带领二师学会在反摩擦战火中辗转办学保障好师生安全，鼓励二师学鲁师、陕公关中办学经验，师心自用、知难而进保证教学质量，亲自安排分区人事教育部门为二师选派陕公、抗大及南京、上海等优质师资来校任教，得空亲自参加二师活动并指导思想政治工作。二师驻后掌时，在二师民主生活会上，习仲勋发表意见否定极端民主化，纠正了二师全校大会上学生当面批评教师的不良苗头。1940年二师驻蜈蚣洞时，习仲勋每周去二师作一次抗日时事报告，鼓励学生不惧艰苦刻苦学习，获悉学员张西民怕吃苦思想摇摆欲去邠县师范后，通过9次交流疏导最终帮张西民解放思想坚定留在了二师；还特意向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霍维德报告了二师困难，着二师供给科长冯宝仁找霍维德借出一笔周转资金，在马栏开了间小商店并买了4头骡子搞运输，经年余周转，既解决了二师经费困难，又偿清了借款。1941年春节前后，二师200多人中刘端棻等90余人感染伤寒，习仲勋派人请来雷庄村老中医张治平为师生治好病痛；6月27日，习仲勋专程骑马从10里外阳坡头赶到蜈蚣洞，在校部门前大树下为师生作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专场报告，指出苏联反德与中国抗日都是正义战争必然胜利，要务是动员全世界被压迫奴役人民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而战，教二师师生用马列主义战争观、战争理论科学剖析战争性质及其胜败走向。

1943年初，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建议，边区几所中等学校都以所在地命名，这样，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便改名为“关中师范”。关中师范归关中公署领导后，为了便于联系和加强领导，决定将分区教导大队在马栏住所与关中师范在黑牛窝的住所的住地进行对换，这是学校建校以来的第六次搬迁。从1941年8月至1946年8月，“二师”（关师）一直在马栏，是“二师”建校以来居住时间最长的校址。自从学校迁到马栏以后，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改善师生生活，队员师生种了土豆、南瓜等蔬菜作物，师生们都能吃到自己种的新鲜蔬菜，使二师的学习、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从此，马栏便成为关中师范最理想、最稳定的学习生活园地 。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调集胡宗南部不断进犯陕甘宁边区，关师于同年8月随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北上转移，撤离马栏，向陕北、甘肃东部、山西西部迁移，一路跋山涉水经过石底子、石公寺、高窑子、槐树庄、盘克、合水、板桥、羊山硷、白马庙川、宁条梁、三十里铺、靖边、绥德到达吴堡县。1947年8月又从吴堡的宋家川过黄河到山西省离石县的军渡、柳林镇一带。同年10月渡黄河返陕，11月初回到旬邑县七界石的前梁上至12月。时因敌暂二旅侵犯关中，关师放假两个月疏散隐蔽，于1948年5月回到马栏正式复课，此间已经辗转了3个省的11个县。是年8月，在太村镇的文家村关中师范学校与彬县中学合并，吸收旬邑中学、耀县中学、中山中学部分师生，改称联合中学。从此，关中师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师”（关师）在频繁搬迁、转移的奔波中，全校师生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战斗精神，战胜了险恶的战争环境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坚持“敌来我走，敌走我办，边走边办”的方针，出色地完成了教育厅规定的教学任务，为革命和建设培育了大批的优秀干部，在党的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回顾“二师”在艰苦战争年代里，坚持办学的光辉历程，是有应当追溯的内在因素。

具有坚强的组织机构和高素质的革命教员。学校行政组织是校长负责制，受专署、边区教育厅双重领导。凡原则问题必须经上级指示后方可作决定。如1941年8月，教育厅秘书主任张养吾和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等人，来校视察时，召开了校务扩大会议，共同讨论并决定了学校有关工作。“二师”校长由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兼任，副校长先后由教育厅派的刘端棻、邹锦城、袁子和、肖风、周子轩、张剑颖（兼）、田静忱先后担任。在校长领导下分设教导处，主任先后由刘耿、季达、邹锦城、张华莘、潘同和担任；总务处主任先后由王伯勋、王敏、冯宝仁、张仲良担任。另有生产委员会、干部学习委员会、经费核稽委员会。学生组织有学生会，下设文化教育、体育娱乐、饮食卫生、生产劳动、妇女指导各股，组织处理学生民主生活各方面的活动。学校的教职员工，1941年初创时28人，1943年42人，1946年27人。教职员的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技术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在教学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学校还设有党总支、支部。总支书记由王伯勋担任。学校党组织虽不公开活动，但实际上师生中的党团员在建校、教学和开展各项社会活动中都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具有科学的教学单位和卓有成效的教学工作。初创期，为适应在紧急战争中教学，教学单位按队编制，依据学生的文化程度的差异编为师范队、预备队、妇女队、特别班，学生共120余名。在中期，环境比较稳定则改为班级编制，有师范二、三、四班和预备班，学生共140余名。在后期，仍为班级编制，有师范五、六、七、八班，学生215名，到了1947年8月为了安全转移，在白马庙川改为劳山部第四支队，学生共四、五十名。关师从成立到合并，历时八年多时间，共培养毕业学生470多名。这些学生主要来自各县，在校学习多则一、二年，少则几个月后分配到地方参加教育工作，也有相当部分分配到党政部门及军队中工作的。学生在校学习的科目、教材内容，因文化程度和班级、学期的不同，有广度和深度的差别，但一般只是大同小异。师范班设有：国语、数学、历史、地理、自然、政治、教学法、心理学、教育概论、图画、音乐、军事、书法、新文字、补充课（内容为党建、民运）以及土改方面的一些政策和时事材料等。师范的学制开始为1至2年，1943年后为3年。在办学过程中采取了“教育与战备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在教学方法上，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除课堂讲授外，采用学生自己学习与集体讨论等方法，并注重社会实践，开展社会调查与活动。结业前期，组织学生在附设小学实习。在教学时间上，不因迁校、杂勤劳动过多而影响学生学习，保证教学时间，注重从教学与管理等各个环节措施上不断改进，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关师还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组织寒假工作团下乡宣传，做地方工作，对群众进行社会教育。帮助当地政府办冬学，慰劳军队，优待抗属等，并参加地方反奸、拥军、减租。组织秧歌队，宣传政府政策、法令。每到一地，就积极支援当地群众生产。1943年在马栏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等。从1940年夏开始，每年同专署合办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和新文字冬学教员训练班。从1943年春开始至1947年附设地干班，共培训边区区乡干部256名。地干班修业期限一年至一年半，学习科目有国语、算术、地理、历史、音乐、政治常识。以此来提高边区小学教员文化和区乡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

坚持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校风。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学校经费严重不足，加之敌人封锁、围困和驱追，教学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粉笔，用木炭、白粘土做；没有笔墨纸张，用桦树皮订本子，“特别班”采用沙盘练字、答试卷；没有课本，凭着理解和记忆及笔记来学习；没有教室，在大树底下上课；没有宿舍，住牛舍，没有桌椅，大腿当课桌，没钟表，燃香记时；没油点灯，把音乐课放在晚上；没鞋穿，编草鞋；食粮紧张，吃黄米面杠子和锅巴。学校迁往各地都得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打窑洞。在索罗村开荒150亩，种柳树150棵，种菜60亩。在黑牛窝打窑洞38孔，砍柴烧木炭10万斤。平时泥墙、拉粪、割草、拉锯、背板、打柴、烧木炭、驮水、做饭……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培养了全校师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作风；团结一致、平等相处的革命精神。党的优良传统在关师大为发扬。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的历史是坎坷、曲折、艰苦而光荣的。师生员工的音容、足迹留在了陕西、甘肃、山西及其所辖旬邑、宁县、富县、合水、甘泉、保安、延安、靖边、绥德、吴堡、离石等3省11县。党的抗日主张和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思想，撒在了晴朗的黄土高原上，传到了古老的长城内外和咆哮的黄河之滨。一批批的热血志士青年、干部从“二师”毕业，走向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的第一线，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抗日荣誉军人学校的创立与发展

抗日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立的一所残废军人学习疗养学校，始创于泾阳县安吴堡，初称“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第五医院”，后因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38年12月由安吴堡迁驻关中分区新正县看花宫一带，1940年2月迁驻甘泉县下寺湾。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收容战争中负伤致残军人，中央卫生部先后在蟠龙、青化砭、云崖、安河镇、安吴堡及甘肃省曲子县成立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12月，泾阳县安吴堡残废军人医院成立，时称第五残废医院，王群任院长兼政委。

1938年春，何长工提议设立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总院，毛泽东、李富春议定改“荣誉军人残废医院”为“荣誉军人教导院”，泾阳县安吴堡残废军人医院升为总院，何长工任总院院长、王群任总院政委，共同负责总院工作，时总院共有伤残人员1700多人。10月25日，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政策重点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敌后根据地，加大炮击黄河西岸河防阵地力度，陕甘宁边区以东黄河防线吃紧，中共中央决定驻国统区泾阳县安吴堡抗日荣誉军人教导总院撤入关中分区。12月15日，总院政委王群率全院伤残学员行经国民党统治区旬邑县土桥，遭国民党旬邑当局刁难滞留，1939年1月22日土桥驱辱伤兵事件爆发后，月内辗转进入关中分区新正县湫坡头区坪坊，根据上级指示改为八路军抗日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

荣校成立后，王群任校长兼政委，下设秘书、校务、政治、教务4个处和1个警卫连。张宪志任秘书处处长、于桂武任校务处处长、董自强任校务处副处长、陈振西任政治处处长、杨霖任教务处处长。校务处下设管理、卫生两科，何丙文任管理科科长、单克任卫生科科长；管理科下设会计、粮秣、军需3股，王运先任会计股股长、赖光武任粮秣股股长、张俊清任军需股股长。政治处下设民运、组织、宣传3个股和1个俱乐部。张学良（陈桂林）任警卫连连长，陈光全任警卫连指导员，全连160余人，主要负责荣校安全，内辖1个30余人通讯排，司明举任通讯排长。全校学员1600人编成3个队和1个疗养所：一队驻坪坊村，叶合寓任一队队长；二队驻湫坡头村，龙须任二队队长，阎耀盖任二队政委；三队驻关家川（今属正宁县），彭某任三队队长。

荣校迁来旬邑后，所有伤残人员面对国民党的重重压力和险恶的环境，身残志不残，以高昂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办工厂，纺纱、织布、缝衣服、做袜子、造药品。轻伤战士和荣校职工开荒种地，磨豆腐、养猪、养鸡，进行自我服务，从而解决了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改善了学员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又支援了前线。工业队还将自己生产的纸烟等产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给了高度评价，称赞说“你们搞得不错！”荣校除搞生产以外，还坚持了教学上课，识字学文化。学员们克服困难，用木棒削成铅笔在地上练习写字。教师用的粉笔是用红胶泥搓成的，晒干后当粉笔用。学员们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生活着，每天革命歌声不绝于耳，还进行歌咏、球类比赛。荣校的“雪花剧团”还经常演出“兄弟开荒”等剧目，充满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在和群众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荣校从泾阳安吴堡到迁往旬邑坪坊、看花宫不到两年时间，不论是伤病员还是学校工作人员，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克服困难的顽强精神，给旬邑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至今，他们的事迹还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

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新反共高潮，荣校奉命迁往甘泉县下寺湾。6月，荣校迁入延安改称陕甘宁边区荣誉军人教养院。荣校在关中分区1年4个月间，用身残志坚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给关中分区各界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并上了感人一课。1949年，陕甘宁边区教养院迁回关中，分驻华阴、宝鸡、平凉分称陕甘宁边区第一、二、三荣誉军人教养院。1988年3月1日定名“陕西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至今。

抗战时期，关中分区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旬邑分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抗日荣誉军人学校4所革命干校的创办与发展，为关中分区、陕甘宁边区、全中国培养了大量革命干部和优秀师资，有效提升了关中分区人民知识文化水平和中共革命干部的执政建设能力，对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生产力、争取民族独立和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节   关中分区国民教育的发展

抗战时期关中分区国民教育实际是小学教育。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增设教育厅，属县增设教育科，各区增设教育助理员，各乡增设文化委员，村增设校董委员，专司文教事宜。原小学继续办，私塾改村办小学并创办新小学，以自力更生、勤俭办学为原则，实行免费教育，执行四二分段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初小、高小属公办性质，政府列支经费，县教育科直接管理，秋季开学。废除旧教材、旧教法，施行新教材、新教法，教育厅统一编制新教材，课程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政治常识、自然常识、音乐、图画、体育等，发动群众办学并施行启发式教学。初小、高小设校长、教育主任、事务主任、教师若干，教师首选本村群众中选拔，本村选不出的由县教育科调配，县教育科统一管理全县教师，教师无报酬仅是群众管饭，中心教学任务是帮助学生认识抗战形势与抗战工作并发动学生通过课外活动做群众抗战工作。学校实行军事民主化管理，在学生中成立儿童团、少先队，文化用品随身携带，山野中随时随地上课，遇警立即转移。初期招生采用动员与推荐方式，步入正轨后采取考录取方式招生。初小学生食宿在家，高小学生食宿在校。高小学生，面粉从家带，蔬菜自己种，柴火自己砍，学生课外活动，一是通过口头宣传和文艺表演向群众宣传抗日政策形势及其它各项政策发展生产并推进抗日，二是组织学生上门帮助群众识字，三是周六全体师生义务劳动慰问帮助抗属发展生产，四是协助当地抗日政府开展卫生、放脚、禁烟活动。

在1940年国民党摩擦侵占新正县湫坡头、底庙两个区及阳坡头区四村前的短暂和平中，中共关中分委领导各级组织使国民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关中分区教育，1938年初仅4所高小、170余所初小，赤水县丰泉、清塬两区和新正县阳坡头、湫坡头、底庙三区共5区仅9所初小，文盲率90%以上。1938年底，关中分区教育基本实现了大村有小学。1939年底，关中分区教育在大村有小学基础上，基本实现了小村联办小学，全区高小增至9所400多名学生，初小增至243所学生7000余名，3所高小建在今旬邑县境，即赤水第三高小（清塬区吕家村）、新正县第一高小（后掌村），新正县第二高小（底庙区牛家坡村）。丰泉、清塬、阳坡头、湫坡头、底庙5区，小学新增73所，由9所增至82所；清塬、阳坡头两区新增最多，各增加18所；其次为底庙、丰泉两区，各增加13所；湫坡头区新增最少，为11所。

1940年春，赤水第三高小编入赤水县联小。国民党侵占新正县两区四村后，关中分区学校数目大减。同年秋收复马栏，新办小学3所，关中分区小学总数稳定为52所。关中分区两次摩擦斗争结束后至1941年底，关中分区国民教育格局为高小6所、397名学生，初小129所、3554名学生，冬学28处、506名学员。

1942年，关中分区国民教育转入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阶段。关中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从战时办学实际出发，按照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要求，根据《陕甘宁边区小学法》、《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采取加强高小和裁并初小等措施，将140所小学并为117所学生3343名，为各校增配新教室、新桌椅、新黑板，改善了教学环境，办冬学20处并提高了冬学质量。

大生产运动后，陕甘宁边区度过了经济困难，1943年起教师实行薪金制，关中分区小学教师月薪小麦四斗。

第三节   关中分区社会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将社会教育视作团结抗日实现民族解放重要途径之一，与培养革命干部、发展国民教育一道来抓，免费提供课本报纸普及科学文化，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国防知识、抗战技能并减少文盲。受农时季节性、群众居住状况、群众喜好等因素影响，关中分区社会教育主要分识字组、夜校、半日班、冬学四种形式。

识字组，由住址、年龄、爱好相近者自愿组合，一组3至7人，推选组长1人，以学政治和识字为主，时长一年至一年半，以达摘盲标准为限，教师由小学教员和县区乡政府文书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识字组常年办，挤时间学；各级政府都有办识字组硬指标，力争农村全面普及，各县、区政府和小学至少办2、1、2个模范识字组予以带动。识字组间，通过识字竞赛、检查评比，奖励先进等方式向前发展。

夜校，办在人口相对集中村，有固定上课地点和规章制度，多数由村小学操办，少数为独立令办，教学以识字为主，兼开政治、自然、军事、音乐等课，6到10个月结业，入学多为男青年（女青年多上半日班）。清塬区夜校整体办得好，学习之外文艺活动丰富，把夜校办成了青年之家。

半日班，多设在初小，入学以儿童、妇女为主，学时一年到一年半，课程以识字、常识为主，以扫盲为主要目的，劳动半日、学习半日，妇女下午上课。

冬学，群众冬闲补习常设制度，每冬村村必办，每年办3个月。教师专设，开学前政府集训。教师多回本村教冬学，本村无冬学教师的由县教育科调剂。课程以识字为主，兼学政治、自然、算术、音乐等。招收对象是未参加识字扫盲群众，年龄多在18到45岁之间。脱盲标准是识1000汉字，会读、会写、会讲、会用。年终测验一次，识300字以上且会写便条、会记简单账目者，发给脱盲证书，否则来年冬学再学再考直至达标。获得脱盲证书的优秀青年，送识字组任组长，充实社会教育力量。

1944年，关中分区社会教育实行民办公助政策，社会教育出现新气象，民办学校出现办学热潮，学用结合更加紧密。赤水、新宁县高小突出实用性，文化课外教给学生写信、写路条、记账、丈量土地等技能。新正县雷庄、淳耀县岭底、赤水县奉岭等民办学校，贴合生产抓教育，扩大教育内容将卫生等知识纳入其中。各县社会教育创新不断，新宁县旱村读报识字组把读报、识字、生产相统一，在读报时研究生产，在生产间歇时读报，既长了知识，又推动了生产。

同年底，关中分区社会教育，出现民办学校99所、夜校62所、读报识字组282个的可喜局面，在提高群众文化政治觉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适应了推动抗战进程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客观要求，促进了关中分区的进步。

第十九章   关中分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的文化事业在中共关中分委（地委）领导下，兼顾服务战争、促进发展、开启民智的基本需要，办的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在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第一节   《关中报》的创办与发展

1940年3月，国民党预备第三师炮击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驻地马家堡，进占新正、赤水等县局地 ，迫使中共关中分委机关迁驻雷庄、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机关迁驻阳坡头。为指导关中分区根据地建设和反摩擦斗争，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决定创办分委机关报《关中报》并征得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同意。

1940年4月12日，《关中报》创刊诞生，习仲勋题写报头，中共关中分委常委、宣传部长高仰云兼任社长，胡炎任主编，雷庄塬畔窑洞印出4开两版油印周报。关中报社与新华社关中支社两个牌子一套机构，关中报社领导担任正职负责编报，新华社关中支社领导担任副职负责记者与通讯工作，记者一身二任共属关中报社与新华社关中支社 。报纸登载分委办报决定、国内外要闻、边区建设及对敌斗争新闻与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关中干部群众阅读。限于经济封锁，办报条件很差，仅一架老式石印机，耗材都是就地取用的原始材料，制版明胶系收集零散桃树胶自制，印刷用纸系谢振清、王杰马栏黑牛窝纸厂用麦秸、稻草手制黄色马兰纸，整个印刷流程无机械纯人力进行，伤神费事费时费力难以想见。

为将《关中报》办成功，中共高层领导高度重视办报工作，办报一年间，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先后亲笔为《关中报》题写报名；中共关中分委鼎力支持办报工作，分委常委、宣传部长高仰云兼任社长领导办报，以“抓政治、严把关、多指示”领导方式，对报社职员配备、物资供应、运输周转诸方面诸环节，特事特批、想尽办法予以照顾，增配收音机一部、一头大青骡。为保证稿源和报道质量，关中分区各辖县不但配备了通讯干事，各级党政军领导还经常自己审稿写稿，特别是时任关中分区宣传部长张剑颖为《关中报》亲笔撰文《反内战三字经》、《百子图》。1947年11月7日《关中报》专门刊登文章“新正热烈展开写稿活动”，表扬新正县宣传部长马国选九月份连写三稿全部予以刊登的消息 。

在中共关中分委直接领导下，《关中报》从各个方面得到了组织关键及时的指导、支持、帮助，因此办的相当成功。1941年4月创刊一周年时，《关中报》改为两版三日刊，保持了三年半。1943年1月，中共关中分委并为中共关中地委，《关中报》变为地委机关报。1944年9月，《部队生活》与《关中报》合刊，改为4开四版五日刊石印报，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派两名编辑、一名缮写者常驻报社，专门负责《部队生活》专版，继而兼出《学习导报》、《大众读物》、《时事要闻》等油印报，期发行量由400份增至800份左右，1945年时增至1400多份。1945年7月，《关中报》复改为两版三日刊。抗战胜利后，《关中报》不定期编发《时事要闻》及4开一版与两版“号外”，在敌进我退中辗转办报配合解放战争。1949年4月，中共关中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地委，关中报社5月随迁进入三原。1950年4月，中共三原地委并入中共咸阳地委，《关中报》终刊，办报10年始终未能实现铅印 。

《关中报》10年报史，积累出五点宝贵办报经验。一是坚持以群众路线为办报生命线，扎根群众，说群众话，诉群众苦，表群众心声，授群众维权发展致富知识技能。二是坚持革命的人民大众的政治导向，始终围绕人民当前切身利益和整体长远利益，紧密结合政党理论方针政策，畅通讯息开启民智，教育引导群众为全人类福祉和全社会进步而不懈奋斗。三是坚持为人民代言、革命政党办报的办报方针，围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重建三大任务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三大历史任命，唤醒人民发动人民战争推进历史进程。四是坚持权责明晰齐抓共管的办报分工负责制。五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出干部团结无畏艰苦奋斗良好工作作风。

《关中报》以革命性、人民性、群众性为办报特色，10年历程收获了巨大成功。群众拥护，稿源充沛，仅1944年前8月，就636人投稿2568篇。公认度高，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受到表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高度赞誉“《关中报》办得最好” ，群众赞其“黄土地孕育的红奇葩”、“战火中飞出的金凤凰”等，最中肯还属“党和人民的连心桥”。

第二节   关中八一剧团的创立与发展

关中分区八一剧团，系由七月剧团、关中剧团、关警剧团3个剧团合并而来，在中共关中分委领导下，在抗战过程中逐步成长为一支革命文艺劲旅。

七月剧团，1939年7月1日成立于泾阳县云阳镇,直属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地下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主演秦腔现代剧，借以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等政治主张、揭露侵华日军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真相，来团结教育人民、打击瓦解消灭敌人 。国共两党在关中剧烈摩擦中，1940年4月开始转来关中分区边沿地带。

关中剧团，1939年秋成立于中共关中分委驻地新正县阳坡头区马家堡，直属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成立大会上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曾作使命讲话。成立时仅20余人，抽调自机关有文艺长项的在职干部及勤务人员，后发展至40余人。演出剧目主要是赵伯平为七月剧团所创剧本、延安民众剧团马健翎部分剧本、关中专署经济建设科科长张剑颖所编秦腔现代戏（《关中炮火》、《汉奸滋味》、《双运粮》）及传统折子戏（《三娘教子》、《柜中缘》等）。1940年4月，延安民众剧团关中巡演,关中剧团随其学习两月,水平有所提高。

关警剧团，由1940年秋成立于新正县阳坡头区北壕村的关保宣传队改名而来，直属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1941年11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进驻马栏并改名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关保宣传队随之进驻马栏并改名关警剧团。演员30余人，多抽自司令部所属部队。演出剧目多是秦腔戏，剧本源于七月剧团和延安民众剧团。

1940年9月，七月剧团北上延安更名西北剧团。1942年1月，西北剧团与关警剧团在马栏并为八一剧团。中共陕西省委对关警剧团剧务发展高度重视，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汪锋特意派人通过封锁线赴西安城隍庙定做戏箱费尽周折运回马栏。同年冬,八一剧团调往延安为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等演出, 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首场演出《民族魂》、《石达开》、《三滴血》三场戏大获成功，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的秦腔正宗”，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观后大赞戏好又紧合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于是八一剧团受邀演遍延安各礼堂各单位并在延安南关市场后沟广场设点售票，观众场场爆满赞不绝口。接着八一剧团因演出成功，获中共中央办公厅赠舞台横幅、前幕各一幅，创下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唯一一次给剧团赠幕题字的历史。横幅题字“为实现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而奋斗”。前幕为对拉式两大块, 上题“八一剧团留念”，中题一米见方“推陈出新”四字，下题“中共中央办公厅赠” 。

1943年春，八一剧团从延安返回马栏，响应“精兵简政”，与关中剧团并为关中八一剧团。为克服战时困难，关中八一剧团自力更生用度自供，解决吃穿住用演各种所需，兼做戏服、道具、乐器制造厂；为提高演员表演技艺，关中八一剧团聘请蒲城“景化社”赵德蒲和西安易俗社周玉民为教练，选《盗御马》、《八腊庙》、《取长沙》、《走雷》、《烙碗计》、《三回头》、《打草鞋》、《访白袍》等戏指导演员苦练基本功，并加开语文、音乐、美术、历史、政治等文化课，提高演员素质。广大演员为理想克服重重困难苦练内功，演出技艺不断进步。

1945年上半年，中宣部从鲁迅艺术师范学院调刘采石、胡仁智、吴铭等给关中八一剧团演职人员上理论课，提高全团政治理论水平。关中八一剧团结合实际，创作出一批揭露国民党残酷统治、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精神、关中分区人民发展生产的好剧目。侵华日军投降后，关中八一剧团创作上演了《儿子》、《兄弟会》、《关中炮火》、《闯王遗恨》、《白毛女》等一批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秦腔剧目。1945年至1946年，是关中八一剧团鼎盛时期，自创改编剧目40多种，计入移植引进兄弟剧团传统剧目，演出剧目达100种以上 。如《屈原》、《军民一家》、《劳军》、《民族魂》、《三岔口》、《那台刘》、《中国魂》、《投降之味》、《一条路》、《好男儿》、《好儿童》、《桃花村》、《小放牛》、《做军鞋》、《抓壮丁》、《坏蛋》、《上前线》、《打麻雀》、《金莲痛史》等，有改编的秦腔古装戏《三滴血》、《石达开》、《风波亭》等，有赵伯平、张剑颖合创的《新考试》、《大上当》、《特种学校》、《关中四杰》、《张清益》、《胡文贵》、《石明德》、《冯云鹏》等。

通过演员演技不断提高、剧目不断编排创新、演员不断采风演出普及文艺，关中八一剧团在关中分区、陕甘宁边区、相邻国统区享有盛名，演员姓名、剧目内容、创作故事群众如数家珍，旦角马平治获誉“边区王天民”, 王依群收集民歌编成眉户坐唱本,卫新帮民间艺人刘志仁改编“地游子”赴延安演出荣获特等奖，演员深受军民喜爱关系亲如一家。

1947年3月初，国民政府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关中八一剧团出马栏经陇东、延安、三边转入晋绥，坚持演出与斗争。1948年5月人民解放军收复关中分区，关中八一剧团随军演出重回关中，10月更名关中分区文艺工作团，1949年5月改名三原分区文艺工作团，新中国成立后改名陕西省文艺工作团，1953年调入西安改为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1955年4月与西北戏曲研究院（原延安民众剧团）并为陕西省戏曲剧院 。

第三节   群众文艺团体的兴起与繁荣

关中文艺形式众多、历史悠久，秦腔戏曲、民歌民舞、民画窗花、秧歌唢呐、剪纸皮影等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前，内外战乱致使关中群众文艺活动严重匮乏。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广大抗日爱国艺人奔赴延安留在关中分区，在中共关中分委（地委）领导下，进行文艺创作，开展文化宣传，促进了群众文艺发展及群众文艺团体兴起与繁荣。

为用好关中文艺深厚底蕴和既有形式激活群众抗日信心与力量，中共关中分委以秧歌形式切入、以新秧歌运动为名发起群众文艺运动。

各属县区乡迅速成立秧歌队、社火队等群众文艺团队。新正县乡成立民教馆，下设俱乐部，逢年节农闲，组织学生群众开展扭秧歌、耍社火、教唱革命歌曲、排演小剧目、球棋类比赛等群众文艺活动。秧歌队几乎遍及关中分区每个村，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各秧歌队据本村本乡现实生活自创新秧歌剧自我教育，新宁县南仓村社火队名闻陕甘宁边区最有影响。

群众文艺运动中，民间艺人与群众把对地主反动派的恨及对中共和人民军队的爱，用民歌、顺口溜、戏剧等形式表现出来，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新宁县南仓村农民刘志仁创编出《新开荒》、《新小放牛》、《九一八》、《卢沟桥》、《救国公粮》、《反对摩擦》、《保卫边区》、《大生产运动》、《四季歌》、《百团大战》、《读书识字》、《反特务》、《边区好政府》、《改造二流子》、《劳军歌》、《减租》等众多反映新生活的秧歌剧本服务群众排练演出。祖籍陕西商南地区的贫农木匠汪庭有，因不堪地主剥削和国民党地方当局压迫，背井离乡移居新正县马栏区三乡——杨家店子村，阳坡头区（雷庄）一乡主席张清益拨10亩荒地供其耕种并借给粮食助其糊口。不识字但酷爱唱歌的汪庭有，为表达对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拥护、感激和爱戴，对民歌《绣荷包》自填新词，开荒过程中自编自唱，未免遗忘就交给孩子们唱，终创出10段80句朴实优美的新《绣荷包》。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在军民联欢会上听新《绣荷包》后大加赞赏，接见汪庭有并推荐赴延安为毛主席演唱。1944年10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大会，会上，他以“珍珠倒卷帘调”唱给中央领导和与会同志听，得到了一致夸奖，并荣获“特等艺术英雄”称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接见。着名作家、诗人艾青在1944年11月8日《解放日报》第4版撰文“汪庭有和他的歌”，对其予以高度评价 。新《绣荷包》后经艾青修改成为《十绣金匾》，一经问世即传唱陕甘宁边区风靡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

第二十章   关中分区社会事业的发展

战争年代，一切工作必须围绕武装斗争进行。关中分区科学处置战时各种工作关系，在服务战争之外，关中分区基础设施建设、新闻卫生等等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第一节   机关驻地基础设施建设

1941年夏末，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分步迁驻新正县马栏区。起初各机关领导、干部先都散居群众家中。随着迁驻机关与干部的增多，有限农家无力提供足够住处与办公场所。干部多人蜗居一间破窑或茅庵，正常走路都难以挪脚。开会、听报告、军民联欢，个人自带自制小木凳坐露天地里，阴晴雨天都如此。鉴于此，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命张贵德、梅凤义勘察选址，选马栏河北黄土坡挖窑建屋，号召干部自己动手，挖窑、修路、生产，自己解决吃住办公难题，改进马栏驻地基础设施建设。

在习仲勋威望与人格魅力影响下，马栏驻地党政军干部、学生、群众积极响应，以建窑洞和修路为主要标志的前期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展开，挖窑300多孔，建成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厂、仓库，1943年后期大生产运动高潮阶段又建成大礼堂、小会议室、工字房和七孔石桥。

马栏驻地基础设施建设困难重重，资金、工程技术人员、先进运输工具各样皆无，道路交通极差，且受国民党严密封锁。匠工系中共关中分委通过地下党和统战关系，冲破重重障碍从国民党统治区临潼请来。工程建设者则由马栏驻地所有干部、军人、师生、群众充当。不足200人的关中师范师生，编成砍伐、运输、后勤3个组，承担了修建关中分区大礼堂所需椽檩的砍伐运输任务，单程30多里徒步深山老林，以包谷、黄米、野菜果腹历尽艰辛。1942年，土木结构可容千人的马栏标志性建筑——分区机关大礼堂宣告建成。堂内仅5排长条花格木连椅，其余皆是木桩钉成的长条木凳，四壁都是木板，门窗无一油漆，顶下未封到处透风。尽管建筑本身不够完美，但极具政治历史意义。

马栏驻地基础设施建设，迅速扭转了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迁驻马栏后所面临工作生活最大困境，一举克服了吃住办公问题并改善了马栏道路交通状况，关中分区革命建设事业做了最基本的奠基作用。

第二节   积极发展卫生事业

关中分区多是山区，自然条件差，加之战乱兵患，群众愈加困顿，因而卫生事业滞后、群众健康水平低下。

为提高关中分区人民健康水平，关中分区以新正县为重点，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助推，1938年开展卫生科学知识宣传运动，教育动员群众破除迷信、改变陋习、移风易俗，揭露取缔巫神马角骗钱害人活动，组织民间中医为群众治病，挖掘推广民间秘方经验，利用当地药物资源，开展群众性防病治病工作。

1944年关中分区文教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卫生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妇产事业先走一步。20世纪40年代的关中地区孕妇生产仍沿袭上辈流传的在炕上跪下生的旧式方法，给大人小孩都带来了严重的疾病和灾难。据统计，新正县三区（长舌头）一乡阳坡头，1944年二三月间，有7个产妇分娩，所生7个婴儿，因接生不卫生，得“四六风”等疾病死了4个；三区一乡雷庄张维恭兄弟4人，先后娶了5个媳妇，因小孩得病死了4个，兄弟4人中3个一直打着光棍。鉴于此，陕甘宁边区政府着力推广新法接生，1944年5月，由新正县阳坡头区雷庄乡张清益首办关中分区助产培训班，为期14天，培训新法接生员20余名。教员采取课堂讲授、座谈讨论相结合方式，向学员传授新法接生、儿童保育和妇女卫生等知识。结业学员新法接生的成功实践，受到广大妇女接受和欢迎。应广大妇女要求，6月关中分区助产训练班二次开班，为期两个月，培训新法接生员36名，增讲了生理卫生、公共卫生知识。1944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第4版发表了《张清益办接生训练班》一文，报道了新法接生经验。1944年11月11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一个成功的例子：关中分区的助产训练班》和《一个失败的典型：陇东分区的助产训练班》两篇文章，表扬了关中分区，批评了陇东分区 。

地方病防治紧随其后。1944年8月，关中分区医药研究会成立，负责关中分区医药卫生工作，创设卫生合作社为群众防病治病，采用中西医结合办法，在治疗瘿呱呱（甲状腺肿病）、柳拐子（大骨关节病）等地方病上取得了一定成效。马栏医药合作社率先成立，所售药价比市价约低30%。马栏区卫生实验村随后创建试点由医生、干部帮群众打烟囱、修厕所，村民人畜分宿、不喝生水、不缠脚等，为各乡群众示范学习。

卫生家庭建设及时跟进。关中分区辖县各乡以两三个自然村为单位，成立卫生小组，开展卫生竞赛与检查评比活动，表彰奖励卫生先进家庭与个人，为群众树立榜样。1944年9月，湫头镇郭德林家被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树为模范卫生家庭。郭德林家19口人，自1940年坚持常洗水缸，不喝冷水，饮新鲜水；不吃生冷食物，尽量不做剩饭；勤拆洗衣服被褥；勤打扫室内外卫生，清除脏物；畜圈勤垫土、勤打扫。四年全家老少健康，成为群众学习榜样。陕甘宁边区《解放日报》以“新正郭德林讲卫生，全家四年不得病”为题报道在全区推广。

第二十一章  旬邑国统区中共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致使中日民族矛盾凸显并跃至国内阶级矛盾之上，国内反帝爱国力量迅速集结，反日民意持续高涨进而爆发，西安事变因此发生，国共关系悄然改变，和谈合作日渐明朗。

卢沟桥事变引爆全面抗战前夕，旬邑国统区中共组织就已秘密重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三五八旅以旬邑县红军募补处之名奔走，代行中共旬邑县委职能，参与关中国共苏区友区划界谈判、合作协防亲日派挑起内战，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积极工作。

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发表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宣言、中国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后，旬邑红军募补处改为八路军旬邑办事处，旬邑国统区中共组织开始履行新的使命。

第一节   八路军旬邑县办事处的建立与发展

1937年3月，国共和谈取得阶段成果，中共关中特委率关中特区党政军机关由淳化县桃渠河迁驻新正县阳坡头区马家堡，与国民党统治区国民政府军预备第三师驻地旬邑县职田镇临沟对居，领导关中特区建设和国统区和谈合作与斗争，据和谈协定派关中分区独立营进驻旬邑县城驻守东、南两城门。4月，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三五八旅在旬邑县城福音堂设立红军募补处，隶属中共关中特委领导，代行中共旬邑县委职能，薛和爽（薛何昉、董丰）任募补处主任，辖2个区委9个支部，主要活动于旬邑县城及张洪、土桥两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中国工农红军通电全国要求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派周恩来率团同蒋介石庐山谈判合作抗日与红军改编，蒋介石发表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宣言。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旬邑红军募补处随之改为八路军旬邑办事处，由毛泽东赞誉“党内一枝笔、红军书法家”的红四师政治部主任舒同题写“门联”，工作人员有许尚志、兰子敬、姚鹏飞等人，主要任务是做旬邑县国统区群众工作，重点是抗日动员和群众支前，通过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为抗日部队募集军需物资，动员群众加入八路军，壮大抗日队伍和党的组织。

八路军旬邑办事处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旬邑县党部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成立了旬邑县抗日救国总会，会址设在国民党旬邑县党部，总会之下设太峪、张洪、土桥、善庆4个抗日救国分会，各分会设1名主任、3名委员，基本都由中共党员担任。张洪镇抗日救国分会，中共张洪区委书记潘德怀兼任主任（1938年3月赵述芳接任）；善庆乡（今旬邑县张洪镇赤道社区）抗日救国分会，潘忠孝任主任；太峪镇抗日救国分会，张连荣任主任；土桥镇抗日救国分会，王崇华任主任（后焦富才接任）。

旬邑县抗日救国总会及所辖4分会成立后，积极宣传国共抗日救国正确主张，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踊跃捐款捐物支持并参军投身抗战，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商人杜少白一次捐款200元。1937年9月，旬邑县抗日救国会召开征兵动员会，当场300名青年报名参军，新兵经关中分区独立营集训后补入八路军三五八旅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下半年，旬邑县抗日救国总会及所辖4分会更名为对应抗日后援会。1939年5月，国共摩擦白热化，旬邑县抗日后援总会及所辖4分会撤销，转入地下秘密活动 。

第二节   中共旬邑工委的建立及活动

1938年3月，中共关中分委改八路军旬邑办事处为中共旬邑县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旬邑县工委”），领导所辖两个区委11个支部，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对外沿用八路军旬邑办事处名义活动，收集情报、宣传国共抗日政策、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旬邑县国统区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

中共旬邑县工委在组织建设上，首先秘密整顿了所辖张洪、土桥2个区委和县城机关等3个直属支部共11个支部，分别是县城支部，党员7名，书记许国均；东涧支部，党员11人，书记崔崇岳；王家支部，党员12人，书记王忠合；魏洛支部，党员16人，书记第五相荣；赵家屯庄支部，党员5人，书记赵述芳；皇楼支部，党员13人，书记潘志英；关道嘴支部，党员16人，书记张福海；张洪街支部，党员14人，书记潘德怀；安乐支部，党员10人，书记梁新玉；井坳支部，党员10人，书记焦献文；北沟支部，党员6人，书记丁四忠，共计党员120人。其次秘密新建支部7个，发展新党员49人，分别为：宝塔高小支部，党员7人，书记万士杰；太峪小学支部，党员12人，书记李述贞；仁安支部，党员8人，书记张元福；上官庄支部，党员7人，书记马志学；秦家支部，党员5人，书记秦志怀；柳峪支部，党员4人，书记张玉俊；丈八寺支部，党员3人，书记袁永兴。截至1939年5月25日旬邑事件爆发，中共旬邑工委辖2个区委18个支部166名党员，旬邑县国统区中共组织发展到顶峰。

1939年5月旬邑事件后，基于国共合作抗日大局考虑，关中分区独立营主动撤出驻防地旬邑县城，中共旬邑县工委撤入关中分区，中共旬邑县工委书记田润芝改任中共新正县工委书记，许尚志留任组织部长，其余领导成员调离，杨安仁接任中共旬邑工委书记。

1939年6月初，中共旬邑县工委遵照中共关中分委指示移驻新正县湫坡头区（四区）太堡村，工委主要任务是联系领导旬邑县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宣传中共抗日救国政策、收集旬邑县国统区情报、搜集国民党保甲人员政治表现、针对性开展统战工作，工委干部以区委干部身份对外活动、不参与区委工作；中共旬邑县工委书记杨安仁以中共湫坡头区委副书记身份活动、中共旬邑县工委组织部长许尚志以中共湫坡头区委干部身份活动、中共旬邑县工委新来干部曹文才以中共湫坡头区委公安助理员身份活动；太堡村农民曹生常任中共旬邑县工委交通员，承担中共旬邑县工委与旬邑县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负责送信并收集情报 。

1940年3月，国民政府军集结兵力伺机进犯关中分区。中共旬邑县工委交通员曹生常，摸清太村镇国民政府驻军某连晨操规律后及时汇报工委；关中分区独立营接工委情报后，由曹生常带路设伏该连出操途中，毙3人、缴3枪。3日后，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三师两个团进攻新正县湫坡头区太堡村和阳坡头区马家堡，中共旬邑县工委与中共关中分委转入恒安洲。接着中共关中分委调整中共旬邑县工委领导组成，改派杨安仁以中共清塬区委副书记身份赴清塬区恢复区委与所辖支部的联系并开展工作，许尚志、曹生常留中共关中分委工作 。不久，杨安仁与中共魏洛支部第五相荣取得联系，由第五相荣与国统区各中共支部联系，传送文件收集情报。其间，新正县湫坡头区、底庙区、马家堡村等地陷落，马家堡等11个中共支部被破坏，中共党员和群众120余人遭逮捕审查讯问。

1940年10月，第五相荣携《关中报》行至赤道坡被国民政府军逮捕，刑讯下供出了部分中共魏洛支部党员。多数党员获悉第五相荣被捕后迅速转移，党组织损失不大。十多天后，第五相荣跑回清塬区找到并随杨安仁即赴阳坡头向中共关中分委汇报。鉴于中共旬邑县工委及所辖部分中共支部已暴露，中共关中分委于是撤销中共旬邑工委，汃河以南划赤水县领导，汃河以北划新正县领导。

1941年，中共土桥区委书记张长春被国民党特务策反，供出中共党员19人，暴露了中共土桥区委及所辖6个中共支部。1942年，中共张洪区委书记潘德怀被国民党特务策反，加入国民革命军五十二师便衣队。面对严峻形势，旬邑县国统区未暴露的中共支部和中共党员，根据上级组织“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指示，转入休眠状态 。

第二十二章   中共关中地委的统战工作

194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并为中共关中地委成立，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省国民党统治区（简称“陕西国统区”）中共组织，下设组织、宣传、统战3个部，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县委及东区1个工委，机关设新正县马栏区，张德生任书记，汪锋任常委、统战部长，王俊任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关中地委成立时，处于国民党地方当局经济封锁与国民政府军军事包围之中，与陕西国统区中共组织联系基本中断，只能以建设保卫关中分区为主，所辖国统区中共组织也未完全从隐蔽状态恢复起来。截至1945年底，中共关中分委陕西国统区工作仅限于关中和陕南国统区。

第一节  恢复国统区中共组织

为给恢复国统区中共组织做好准备，中共关中地委通过成立调查站、、教导团、干训队等方式对外来干部进行整训，使他们肩负新的历史使命迎接历史新进程的到来。

调查站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3年中共关中地委成立调查站，以调查了解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及联系地下中共组织为主要任务，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剑人兼任调查站站长。调查站通过向出入关中分区人员询问和派员向军事、贸易系统同志调查及收集国统区报刊等方法，了解掌握国统区征丁、征粮、保甲组织、地方武装等情况。1944年5月，中共关中地委统战部在马栏区创编内刊《陕情汇报》。1946年4月，《陕情汇报》自第30期起改中共陕西工委编印。1948年3月25日,《陕情汇报》改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工部编印，系油印16开半月刊，内容为陕西各地政情、民情、军情，共印数十期。

教导团

1943年，巩德芳（陕南商县巩家湾人）、谈国帆、赵伯经、王廷兰等中共党员，先后各率一批地下中共党员和地方武装骨干，从商洛、临潼、西府等地来到马栏。1944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教导团，接受汪锋领导，为国统区地下中共组织培养储备领导骨干，麟游地下党领导人赵伯经任团长，交口地下党领导人谈国帆任副团长，商洛地下党领导人秋宏、王杰任正副政委。教导团劳武结合，组织学员一面坚持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一面开荒种地自给自足 。

干训队

1944年初，中共关中地委依托德记骡马店，成立关中地委干部训练队（简称“干训队”，又称生产科、招待所），接待经马栏赴延安地下中共组织负责人。干训队向汪锋同志负责，谈国帆任队长，巩德芳任副队长。1945年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在中原会战中受创，军内中共党员（何征、薛高涛、李学白、王礼等）、非中共干部、进步知识分子100余人来到关中分区，中共关中地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统战部长汪锋接其到马栏将其编入干训队，与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及教导团所抽干部学员一道学习集训，培训结束后多数学员被派往国统区西北各省和河南、四川等地，建立秘密军事据点100多个，中共组织和革命人才队伍更加壮大。杨培材、田焕贵成功打入白水国民党组织，杨培材任保警队长，田焕贵任预备队长，通过组织起义，配合王世泰部解放了白水县城。罗曼中、韩增友、薛高涛、王廷兰、杨剀等人，在陕西国统区成功建立地下秘密据点打入对方内部，在解放战争中里应外合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4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中共关中地委派联络员赴关中和陕南国民党统治区了解情况，秘密联系隐蔽的中共组织和党员审慎恢复联系，为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从准备走向行动。8月，除商县、同官两县外，中共关中地委与韩城、澄城、临潼、渭南、华县、华阴、三原、富平、麟游等9县中共组织都接上关系，联络员传达了地委的斗争策略和精神，要求地下中共党员继续埋伏，收集情报，组建武装，勇敢斗争。

第二节  建立红色交通线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建立联系紧密、畅通无阻的地下交通线（站），成分利用马栏地区战略优势，打通西安国统区与根据地延安的红色通道，中共陕西省工委、关中地委在这里建立起了一条红色的地下交通线。

地下交通站

中共关中地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派联络员赴国统区澄城、渭南、三原、同官等县长期潜伏从事地下工作，建立地下中共联络点（情报站）100余处，通过交通站点线面建设及应用，打通了延安连接西安的红色通道。1944年初到1946年8月，这条秘密的地下交通线，安全护送高层领导、知名民主人士和保护国统区革命青年300多人平安奔赴延安，输送物资达30万斤左右，为日后国统区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德记骡马店

巩德芳率商县游击队80余人来马栏后，中共关中地委统战部长汪锋受命主管其学习、训练、生活，中共关中地委投5万元边币、5石小麦作本钱，在马栏开办旅馆促该部自力更生，命名“德记骡马店”，汪锋为实质店长，巩德芳对外称掌柜。巩德芳部80余人编为店员分成3部，一部搞农业生产，一部搞副业生产，一部经营骡马店生意。中共关中地委驻柳林镇期间，商州麻街义军首领李世华为避国民政府军清剿，投奔远亲八路王均治（汪锋原名），在关中地委警卫捕讯中与汪锋相遇相认，得知所仰慕同乡巩德芳在马栏后，提出参加革命投奔巩德芳，经汪锋介绍，李世华出任了德记骡马店柳林镇分店经理。“德记店”成立后，进出陕甘宁边区的同志都要过往马栏，他们把各地的消息带进马栏，便于掌握敌情，并将指示传回商洛，“德记店”当时起着传递情报、提供消息和红色交通站的重要作用 。

营救李敷仁

中共关中地委建立的秘密交通线、站、点充分发挥作用，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重大任务，多次成功护送中央领导顺利进入边区，有力地帮助了数以万计的将士顺利奔赴抗日前线，切实地保障了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顺利地奔赴延安。1946年，中共地下组织成功营救李敷仁的行动，得到了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高度称赞。

共产党员李敷仁，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从教，曾创办《老百姓》、《农村周刊》、《民众导报》等报刊，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激发老百姓爱国激情，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罪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45年秋，李敷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西北民盟总支部青年部主任。1946年1月，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全国随后掀起了和平民主运动高潮。当时李敷仁是领导西安乃至陕西青年学生开展争取民主权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李敷仁在西安长期进行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西安特务组织注意，经常遭到特务分子盯梢跟踪及伺机迫害。1946年5月1日，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咸阳五陵原陈老户寨附近枪杀，因未击中要害，才得以被当地群众救回。中共陕西省工委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利用旬邑地下交通线营救李敷仁同志进边区。5月11日，在沿途各地中共地下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掩护下，李敷仁进入旬邑境内，后在交通员王生春、国民党保六团第三大队队长董策丞及其大队机枪三中队队长龙伯渊的帮助下，经过近二十天秘密掩护，于6月3日到达陕甘宁边区马栏镇。省工委和关中工委负责人汪锋、吕剑人等同志和机关干部来到马栏河畔迎接。

李敷仁遭国民党特务枪杀未中要害，但一颗子弹留在了脖子里，关中分区医院医务主任王锡朋和关中分区卫生部部长徐根竹在检查了李敷仁伤情后，决定当天施行手术。陕西省工委、关中分区领导高度重视李敷仁手术一事，省工委书记汪锋亲自来到门诊部在隔壁房子等消息。手术在马栏街门诊部进行，由徐根竹主刀，王锡朋和刘连明当助手。手术很顺利，约二十分钟就取出了子弹。取出的子弹头交给了汪锋同志，这颗子弹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人士李敷仁的罪证。手术很成功，李敷仁很快痊愈出院，并于6月下旬被护送到了延安。7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李敷仁召开欢迎会，林伯渠、陆定一、徐特立、习仲勋、谢觉哉等领导同志和千余人参加了欢迎会。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

第三节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八军的统战工作

1930年，杨虎城创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1937年5月，西安绥靖公署缩编该部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八军；1939年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中共三十八军工委，派中共党员进入该军从事统战工作；1943年1月，中共三十八军工委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前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关中地委互相配合对三十八军开展工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团结、教育、改造，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八军最终变为国民政府供养、中共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

争取中上层进步军官

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在中共关中地委统战部支持协助下，领导中共地下党员，采取各种方式团结争取教育中上层进步军官温朋久、陈雨皋、程文津、周杰邦等人，对军部参谋兼教导队地形教官张德广、教导队区队长黄宝麟、学生队李光裕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不负特务使命、非特别反动军官也做耐心细致思想工作争取团结过来，进一步团结了该军官兵，扩大了军工委力量。

组织部队起义

1944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调赵寿山离开三十八军，派亲信张耀明统领三十八军。三十八军在张耀明领导下，军中中共党员相继退出。鉴此，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和国民革命军新三十五师师长中共党员孔从洲，通过蒙定军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请求派人来帮助工作。1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周仲英、张西鼎赴三十八军了解情况。1945年1旦，周仲英、张西鼎抵马栏小住，受到中共关中地委统战部长汪锋接待，并听取了汪锋关于三十八军近况的汇报。几日后，汪锋派交通员王国扮国民党上尉军官带一个步兵排，送周仲英（扮国民党勤务兵）、张西鼎（扮国民党少尉副官）走山路出马栏越封锁线赴西安。周仲英、张西鼎入西安见蒙定军后，蒙定军汇报了与汪锋相似的情况并建议二人先西去武功见接新兵中共党员徐又彬与其同回部队。6月，蒋介石加快步伐吞并三十八军。7月6日，汪锋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长张德生就此事作专题汇报。面对危局，十七师师副中共党员刘威诚，建议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梁励生尽快召开党员营长研究迅速行动。13日，梁励生召集会议商定并通知刘威诚负责指挥立即行动。此际，汪锋指示鱼化龙争取更多部队起义，鱼化龙当即向梁励生、朱曼青等中共三十八军工委领导予以传达。17日下午，刘威诚指挥十七师五十团、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一个营起义，扣押代师长李维民及处决两名反动连长后急进豫西。抗战胜利后，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汪锋派联络员杨信、沙夫做好了陇海线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五师、一七七师起义准备，鉴于时局中共中央决定暂缓起义。1946年夏时机成熟，三十八军主力起义，中共中央该其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序列。

第二十三章   爷台山自卫反击战

爷台山战斗是张宗勋、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关中分区马栏部署的一次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的自卫反击战，也标志着我军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

爷台山，位于关中分区淳耀县（今淳化县）东24公里处，主峰海拔1313米，山势雄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陕甘宁边区南部屏障，南进直逼西安，东进直切咸阳公路，战略地位重要。

1945年6月，世界法西斯即将崩盘，侵华日军濒临绝境，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为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国民党反动派肆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矛头直指中共。6月26日，国民党陕西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率部起义投奔关中分区，史称“淳化事变”。7月14日，国民党方里镇镇保武装，在前镇长张锡畴和现镇长宋增录及余增贤带领下，倒戈反击驻淳化县方里镇国民党陕西保安三团，史称“方里事件”。 淳化事变和方里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借机抹黑中共，调重兵布同官、耀县、淳化、枸邑等地。为制止国民革命军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命令关中分区部队和民兵高度警惕，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原则重点设防，以爷台山为主阵地迟滞消耗对方。淳化事变和方里事件于是成为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直接诱因。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关中警卫队、警备一旅三团、新四旅七七一团等部队迅速进入战斗阵地，构筑工事，加强巡逻警戒，密切注意对方动向。19日，关中分区东起黄龙山、西至正宁县200里边境，满是扬言“进攻边区，杀尽共产党”的国民革命军。20日黄昏，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等进至淳化县方里镇以南。

21日拂晓，国民革命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进攻爷台山。中共爷台山主阵地六个连守军，为避免全面内战，稍作抵抗后撤出阵地，国民革命军遂进占碑子崾岘。22日，国民革命军重炮团炮击八路军爷台山前沿阵地摧毁多数防御工事，中共守军被迫退守爷台山主峰阵地，国民革命军进占爷台山以南十多个村庄，暂编十五师、五十二师分别向土桥、上下墙发起进攻。

面对国民党大举进攻爷台山地区，中国共产党为全国和平保持克制，呼吁国民党停止进攻避免内战。2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揭露国民党进攻爷台山发动内战的指示》，要求除坚守自卫原则坚决抵抗外，立即向后方人民、民主人士、各国使节、新闻界朋友揭露国民党进攻爷台山地区进而发动内战的阴谋，呼吁社会各界一致行动起来，迫使国民党退兵、退回原防、避免内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利团结抗日。国民党中央对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正义要求置若罔闻，任由国民革命军继续进攻爷台山，爷台山主峰阵地八路守军奋起自卫。

25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关于爷台山战事扩大新闻稿揭露国民党恶行。26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通电全国，公布淳化事变真相，再次严正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战、退回原防地，组织公正社团来考察真相。新华社、《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连发消息，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呼吁全国人民一起反对并制止内战。28日，爷台山主峰阵地八路守军苦战7昼夜后，奉命撤出战斗，放弃了爷台山、熊家山、官庄、于村、宋家洼、杨家沟圈、张家岭、十里原一线阵地，国民革命军遂进占爷台山及以西41村和边区宽100里、深20多里纵深。国民革命军在新占区烧杀奸淫抢掠，给当地百姓造成了巨大灾难。仅十里原、西坡、张家岭、刘家堡村，被抢小麦就达300多石，损失超过4500万法币。国民党暴行，激起关中分区民众强烈愤怒和自发反抗。

30日，毛泽东公开国民党进攻边区最新动态，再次规劝并严正警告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战、退回原防地。国民党中央依旧我行我素，对中共规劝警告置若罔闻，弃民意于不顾，在陕甘宁边区边境官庄、梁庄、龙高、早胜、邠县、耀县、小坵、黄陵、洛川一线大举增兵，妄图巩固既占区后再进犯边区纵深。为痛击国民党反动派嚣张气焰、防止其发动新攻势、粉碎其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毛泽东指示各人民武装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来犯之敌。中共中央特别委派中组部副部长习仲勋赴爷台山组织并协助指挥自卫反击战。中央军委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统一领导参战部队，对来犯国民党军予以坚决反击。指挥部机关设关中地委、专署驻地新正县马栏区。习仲勋接令后，星夜赶赴马栏，参与动员、组织、领导反击作战。

深谙关中地理人情的习仲勋重返马栏后，立即与关中分区党政负责人共同制定拥军支前方案，以地委名义下发《关于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号召党政军民行动起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犯关中、发动内战的阴谋；立即整理自卫军，组织游击小组，动员民兵参战；立即封锁边境要道，清查户口山林，捕捉敌探奸细；立即清查仓库，注意仓库安全及供应需要；立即转变工作作风，抓紧战争动员；立即加强机关警戒，防止敌人袭击；把进犯之军打出去，以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在习仲勋领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关中人民广泛参加进来，喊出“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的支前口号，关中分区紧急动员近1200名民兵组成了56个民兵游击小组和3个爆破组严阵以待；赤水县组织支前队员1400多人，出动担架400多副，筹集军粮6万余斤，送军鞋1万余双。

为防止国民党扩大内战、发动新攻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调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第二旅和三五八旅计8个团兵力火速驰援关中分区集结马栏。张宗逊、习仲勋赴两军边境勘察地形、研究敌情后，决定趁国民革命军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占领军，打击其嚣张气焰，部署新四旅5个营配1门山炮主攻，警备第一旅第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犯军并收复全部被占村庄；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淳化凤凰山、耀县照金地区机动，必要时越境作战但不宜突出太远，得胜后迅速撤回以打击反攻之敌；教导第一、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珍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接着，作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动员会召开，习仲勋作战前动员，张宗逊具体部署战斗，强调各参战部队作战意图及战术注意事项，要求各参战部队密切配合、隐蔽接敌、速战速决。动员会后，民兵踊跃请战，群众积极支前，关中分全面进入战斗状态。8月7日，中共反击部队兵出马栏向预定战区前进，张宗逊、习仲勋将临时指挥部前移至距爷台山10公里的兔鹿村。

8月8日傍晚，天气闷热，暴雨突至，张宗逊、习仲勋下令出发。在民兵向导引领下，新四旅、警一旅各分队，冒雨向爷台山敌前沿阵地急进并进入攻击位置。23时总攻开始，张宗逊、习仲勋指挥参战部队全线出击猛攻爷台山。9日14时战斗结束，侵入爷台山国民革命军全军覆没。战斗结束后，张宗逊、习仲勋命作战部队严守阵地，以防国民党军进犯。12日，美军调查组来爷台山进行所谓“现地调查”，欲找出责难八路军的口实替国民党开脱。习仲勋令警备一旅三团团长刘懋功、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等陪同美军调查组到阵地上实地察看。印着“美国制造”字样、配备国民革命军的弹药箱、弹壳及被缴美式装备散落阵地到处，令美军调查组扫兴而归。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真相继而大白天下，进步刊物纷纷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罪行。国民党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又输了理，处境更加孤立。

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对张宗逊和习仲勋指挥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给予肯定。14日，爷台山临时指挥部命部队打扫战场、召开烈士追悼会与军民联欢会，习仲勋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和军民联欢会，会后爷台山临时指挥部奉命撤销。

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指导方针正确运用的结果，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地全歼了来犯国民革命军，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占据爷台山进攻陕甘宁边区、钳制中共人民武装反攻日寇、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成功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安全，为关中民主革命史最终胜利奏响了前奏曲。